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一、现实主义精神在杜甫诗歌思想内容上的主要体现
1、“穷年忧黎元”,始终关心人民疾苦,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核心。
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他出身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说明了这点。
青年时代南游吴越、北游齐赵。天宝六载,到长安应试,因李林甫作梗,在长安潦倒10年左右。安史之乱爆发后,途中为叛军所俘。后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关中大旱,为饥饿所迫,弃官入蜀,筑草堂于成都,安家定居。后入西川节度使严武幕,被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大历三年乘舟出三峡,死于湘江舟中。
杜甫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动乱年代,仕途坎坷,历经祸乱,因而能够体念人民的疾苦。其诗结合时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是揭露统治阶级专横骄奢、人民倍受其苦的不朽诗篇。还有著名作品“三吏”、“三别”等,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晚年所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与诗仙李白并称李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就在于其诗歌现实主义创作方面的杰出贡献。
从杜甫的生活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是杜甫与人民的关系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因而关注民生疾苦是他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内核。
杜甫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高度的人民性。诗人三十五岁后,结束了读书和壮游的生活,深入社会底层,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写作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史”(《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现实主义诗歌的不朽名篇。
杜甫的诗歌表现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诗人在《又呈吴郎》中,通过寡妇的扑枣,说出了穷人心坎里的话:“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诗人在《石壕吏》中,更是对人民生活作了历史的实录:“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戎,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孙有乳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为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惜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指责:“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贼盗蕃寇总退口号》)
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韧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2、“向来忧国泪”,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又一大特色。
杜甫不仅是一个“穷年忧黎元”,深深关注人民疾苦的诗人,也是一个“向来忧国泪”,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他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旦大乱初定,消息一传来,他又会狂喜得溅泪。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一生关怀着国家的命运:“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
同时,杜甫的诗歌还表现出对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怀着强烈的憎恨。诗人《兵车行》中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血破产:“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县官急索租,租从何处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虽然接受了儒家的思想,但他的忠君是从爱国爱民出发的。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过皇帝的“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另一方面,他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对权贵达官们祸国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发。
二、现实主义精神在杜甫诗歌创作艺术上的主要体现
1、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为事诗和抒情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杜甫的为事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在他以前,文人写的为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的事的就更少。杜甫的为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特色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充分。可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善于艺术的概括现实生活。在杜甫许多著名的为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戌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例如《无家别》里,写乱后乡里的面目,写无家可归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写士兵对死于沟壑的母亲的回忆,都有极其深广的现实内容。就以《羌村》来说,虽然是为述诗人自己乱后回乡的经历,但是,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家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郗虚”的场面,绝不只是反映了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就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杜甫还善于把巨大的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为它是诗人以如椽的诗笔,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的矛盾,写出了统治集团的铁案如山的罪证。例如:“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战泪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等,同样是以高度集中概括而“力透纸背”的名句。卢世榷评“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二句说:“合字肥字,惨不可读。诗有一字而峻夺人魄者,此也!”“合、肥”二字所以具有“峻夺人魄”的力量,便是高度集中的结果。
其次,寓主观情感于客观描述中。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这是杜甫为事诗最大的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跃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便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为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又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无颖是客观为述,但同时也就是作者的讽刺、斥责。不必明言黑暗残暴,而黑暗残暴之令人发指,已自在其中。此外,《丽人行》中对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只是从他们的服饰、饮馔和行动上作具体的刻画,不显加谴责,而讽意自见。白居易也是现实主义诗人,我们如果拿他同样是反对穷兵黩武的名诗《新丰折臂翁》来和杜甫的《兵车行》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但在《新丰折臂翁》中,白居易在为述那折臂翁的谈话之后,却自发议论,明白点破作诗的主旨。白诗的讽刺色彩虽然很鲜明,但杜诗寓讽刺于为事之中,更觉真挚哀痛,驰魂夺魄。
再者,使用人物的个性化对白。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这类作品很多,现以《新婚别》为例。这是写的一位新娘子的独白:“……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新婚竟成生离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所以我们读起来,总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
还有,采用俗语。这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杜甫在抒情的近体诗中即多用俗语,但在为事的古体诗中则更为丰富,关系也更为重要。因为这些为事诗许多都是写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比如同是一种呼唤妻子的动作,在《病后过王倚饮》一诗中,杜甫用的是“唤妇出房亲自馔”,而在《遭田父泥饮》中,却用的是“叫妇开大瓶”,“叫妇”这一俗语,便显示了田父的本色。其它如《兵车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也是很生动的例子。再如《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更是有同谣谚了。
最后,善用细节描写。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便是这样一个细节。它不仅提示了那个役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情,而且也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一细节暗示出老妇竟被拉走的惨剧,《丽人行》用“犀助厌饫久未下”这一小动作来刻画那班贵妇人的骄气,都是很好的例证。他细节描写最出色的是《北征》中写他妻子儿女的一段:“……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冽。粉黛亦解苞,衾倜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这里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小儿女的天真烂漫,而且也烘托出了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前人说杜甫“每借没要紧事,形容独至”,其实就是细节描写。
这些特点,在杜甫的每首为事诗中往往都具备,可谓“具体而微”。
2、现实主义精神也体现在与浪漫主义理想的有机结合之中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抒情诗也有他自己的风格。他往往象在为事诗中刻画人物那样对自己曲折、矛盾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解剖,《赴奉先咏怀》头一大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乍一看好象很抽象,其实仍很具体,他用“滋泪满衣裳”来写他的喜极而悲,并抓住“漫卷诗书”这一小动作来表现他的大喜欲狂,下面四句虽然属于幻想,但在幻想中仍有丰富的形象性。在为事诗中,杜甫寄情于事,在抒情诗中,则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另一种是只见景,不见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川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其中便包含着忧国忧民的心情。“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人跳动的激情和那个混乱时代的阴影。在为事诗中,杜甫尽量有意识地避免发议论,在抒情诗,具体地说在政治抒情诗中,却往往大发议论,提出自己的政见和对时事的批评,如“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之类。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为事诗概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而抒情诗则多用五、七言近体。
杜甫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因此在他的某些为事兼抒情的诗中往往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洗兵马》可以作代表。诗一开始就以飘风急雨的笔调写出了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中兴:“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但一面又以唱叹的语气提醒统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并幽默地讽刺了那些因人成事、趋炎附势的王侯新贵:“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也没有忘记人民的生计:“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诗的结尾更通过“安得壮士挽天河”的壮丽幻想,提出了“净洗甲兵长不用”的希望。全诗基调是乐观的,气势磅礴,色彩绚丽,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又兼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王安石选杜诗以此诗为压卷,是有眼光的。此外《凤凰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都是较突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杜诗的风格,多种多样。但最具有特征性为杜甫所自道且为历来所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悉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是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因素。比如同是鄙薄权贵,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却说“野人旷荡无腆为,岂可久在王侯间”;同是写友情,李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杜甫却说“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预堆”,一飘逸,一沉郁,是很明显的。
三、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杜甫的诗歌创作上的伟大贡献,给后世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历代的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古典诗人在内,莫不向他拜倒,把他的诗歌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同时,历代还出现了许多搜集、注解和研究杜诗的著名学者或选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诗人,曾经像杜甫拥有这样多的追随者。如果把杜甫的所有影响都说出来,几乎要涉及唐代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部历史。这里,仅能从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来简括地说明杜甫的影响是如何的广泛而深刻。
杜甫的为人民歌唱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首先对唐代诗歌的发展,直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唐代中叶,以白居易为首的一群诗人所倡导的“新乐府”,就是在杜甫诗歌创作的启发下所形成的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由白居易而后,又一直贯注到唐末的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中去,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放射着光辉。除此以外,杜甫诗歌在艺术表现方面,也给唐代诗人以深刻的影响,如韩愈、李商隐等都是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受到杜甫创作艺术的影响,并建立起自己的风格。
唐代以后,杜甫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增长变得日益广泛深入。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追步杜甫奇峭的一面,而形成“江南诗派”。又如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以及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李梦阳,清代的杜氵睿、屈大均、沈德潜等等,也都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情况下受到杜甫的影响。当然,有些诗人(如陆游等)能够学到杜甫的好处,也有的仅是得其皮毛甚至加以歪曲的继承。
杜诗引起历代人们的酷爱,不仅是由于艺术,更是由于思想。如陆游就曾在诗中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文天祥被俘后,在燕京狱中每天读杜诗,集杜诗的五言句,他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民族英雄的话,有力地证明了杜诗所具有的崇高的思想内容。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确,我们不能不为在我们祖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这样两位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