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江书院的历史渊源
”宋朝收拾了残唐五代那种乱糟糟的割据局面,能够维持比较长期的统一和稳定” ,宋太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只守住了半壁江山,国势远没有汉唐时期那样强大,科举取士的制度进一步地完善,大大地放宽了平民子弟做官的门路。庞大的官僚机构促使朝野上下在文化上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可谓“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 特别是宋儒学的兴盛从庙堂逐渐影响到民间,并在民间获得广泛的响应。 两浙经过吴越国九十年的太平生息,经济文化已经很繁荣,这种繁荣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宋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陈襄莅任仙居县令始,创学宫,扩文庙,作《劝学文》、《劝俗文》,规劝乡民子弟从学,始开儒学之风。按《宋元学案》 ,陈襄亲授弟子的仙居人如吕逢时、陈砥。从此仙居的科场宦业、学者儒士,人材辈出。 “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 ,宋金交战中的次次失败,南宋政权只能偏安于临安(今杭州),临安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变化,对于两浙地区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偏安的南宋政权无心北伐,大兴文治。在地方除官方创办的州县官学以外,各地的民间书院不断涌现。印刷业的发达使书籍出版相当方便,大量的经典书籍流入民间。在民间乡绅阶层中,以有影响的学者儒士为知识界的领袖,形成民间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书院这种办学方式分担了朝廷培养科举人材的责任,以其学术独立性,使新兴的理学得到广泛传播,也使这些知识界的领袖们在朝野上下获得尊重。桐江书院的创立进一步推动了儒家思想在仙居的传播,并对浙东南一带学术界影响甚深。 桐江书院距皤滩古镇东两里,山下村东、板桥村西。书院北望永安溪,东临鉴湖,西南有道渊山、眠山、赤山,“三小山峙立其前,状如鼎足” 。书院始建于宋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为晚唐诗人方干第九世孙方斵所建。 山下、板桥两村村民多为方干后裔。方干诗文卓越,而相貌丑陋,又喜欢捉弄人,见到自己不合意的人就地拜三拜,人称“方三拜”。青年时,文章得到钱塘太守姚合的赏识,晚唐纷乱的政治局面让他一生都浪迹于山水之间。方干与孙郃友善,“尝过郃里,爱其山水佳秀,挈家寓焉,后世子孙遂家于此” 。孙郃家乡仙居的山水让方干留恋不已,他就带着家眷侨寓在皤滩板桥。方干最后隐居在会稽,死后,宰相张文蔚上奏朝廷赐进士,进私谥为“玄英先生”。事实上,方干第八代孙才真正回到方干曾经侨寓的地方,并定居于此。书院的名称以及周围相应的鉴湖都是纪念先祖方干而命名,因为方干是浙江桐庐人。 书院的创始人方斵,字宗璞,号子木、又称韦溪先生,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特科进士。方斵以方氏族产创办桐江书院,“旁置义田数十亩,以备四方来学膏火之费,一时文人荟萃”。郑公鲤《韦溪先生祠堂记》 称“在绍兴间,蔚为诸儒领袖,学者尊之,号曰韦溪先生”,“惟先生志益固,守益坚,潜心六经,卓然屹立于众醉独醒中,遂为东南学者表正之师。”方斵门徒众多,如淳熙二年(公元1048年)年特科进士方刚,张布、黄宜等。出自书院的仕宦儒者代之不乏其人,如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特科进士方一新;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武科进士方初;咸淳元年(公元1265年)武科进士方裕等。 在当时,桐江书院以民间学术机构的出现,不单促进当地科举的成就,培养了众多的文人儒士,更加宝贵的是以桐江书院为载体,方斲以其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学术修养,吸引了南宋当时一流的学者。诸如朱熹、吴芾、王十朋、陈庸等人与方斵的交往,这种交往形成相对固定的学术圈子,相互砥砺,可谓千古佳话。 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兼主管台州崇道观,慕名遣子从学于桐江书院,并手书“桐江书院”,“鼎山堂”两匾。清光绪年间《板桥方氏宗谱》 还收录一首据传为朱熹的《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 “当年韩愈送阿符,城南灯火秋凉初。 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条拂水春生鱼。 汝若问儒风,云窗雪案深功夫。 汝若问农事,晓烟春雨劳耕锄。 阿爹望汝耀门闾,勉旃勉旃勤读书。” 按《板桥方氏宗谱》载,王十朋也曾手书“东南道学世家”、“理学明宗”两块匾额。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王十朋以宋高宗赵构御笔亲批“经学淹通,议论醇正,可作第一人” ,登榜状元。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王十朋恳请高宗出兵抗金,力荐张浚,刘錡,高宗采纳了王十朋的建议。因为主和派的压力,无奈请求下野,高宗最后让其主管台州崇道观。 王十朋结识方斵在登仕之前,两人相互仰慕。交往之初,桐江书院尚未建成,题赠两匾则在主管台州崇道观任上。 王十朋是通过吴芾认识方斵、陈庸,朱熹也是如此。吴芾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首任乐清县尉,任职期间“视官物如同己物,视公事当如私事。必不得以,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 ,并大治学宫,以至后来乐清人材辈出,王十朋推誉为“吴公治行今第一”。和王十朋相似,吴芾任监察御史时,宋军两淮抗金失利,金兵入侵长江,曾屡次上奏高宗驻跸建康(今南京),积极抗金,以鼓舞宋军士气。王吴两人私交甚好,有诗文唱和传于后世,吴芾还将自己门生陈庸推荐给王十朋,王十朋与陈庸十分投机。淳熙九年,时任江西提刑的陈庸听说朱熹出任台州,曾专程“送之与浙江亭”。朱熹来仙居,还专程拜访了隐居在官路画湄潭的吴芾。听说朱熹到访,吴芾“野服便舆出见,邀于湖上,延生与饮。论说平生,俯仰感慨。”他们不仅在政治、学术上意趣相投,维系一生的交往更为难得。陈庸逝后,朱熹作挽词两首,“一别今时论,三年想颂声。只今空老泪,难得浊河清”以此来缅怀挚友。王十朋在《陈提刑挽词》 称“棣华玉润皆文杰,潜德幽光发妙词”。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王十朋以龙图阁学士致仕,逝于乐清故里。朱熹拜访方斵时,王十朋已经乘鹤仙去,在朱熹笔下王十朋“盖所谓德行广大高明,知新必有所措,而所谓问学精微,中庸崇礼者” 。翌年,吴芾撒手西归,朱熹写了三首挽诗,并手书神道碑立于吴芾茔前,挽诗中朱熹称吴芾“台省倾辟望,江湖去一麾。语闻三谏切,政有百年思。”桐江书院在历代屡毁屡建,儒学在仙居自此弦诵不息,自出桐江书院的儒士“达则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或寄情山水或耕读乡里。元朝皇庆中期,方志道重建桐江书院,以振家声,以弘扬先祖办学之传统。距山下村南面蟹坑岭上有方志道的摩崖石刻诗,字迹刚劲浑厚,楷书阴刻,诗文: “绿林锁雾气潜消,铁骑追风将独豪。 端要摅忠期报捷,不须怀古事登高。 右客湖广方兰亭寄兄桐庐九日怀古,时至元丁丑秋望,摩崖叶纯。” 诗作者方兰亭系板桥人,名志道,字成之,号兰亭。作者的生平事迹没有更多的文字可考证,诸如方志道这类名士浪迹江湖与庙堂之间,儒士处世多了几份隐逸和洒脱。 桐江书院对于后世的儒士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归宿。他们往往抱着朝圣者的心理来寻访或许已经残墙断垣的桐江书院,来此抚今思古,追怀桐江书院那一段辉煌的历史。按清代林孙枝《桐江书院遗瓦歌为谷音方丈赋》 ,乾隆辛亥(公元1791年),当地农民锄田得到一片明嘉靖年间书院遗瓦。自宋至清,历代政权更迭,兵燹毁坏,屡毁屡建,周围数株合抱的苦槠树见证了日月沧桑。历代歌咏诗词不少,清乾隆年间张龙圻的《鉴湖映月》 : “满目玻璃夜静时,天心水面两相宜。 菱花看向波中落,桂影才从镜里移。 鹊结柳梢惊寒蝉,鱼潜萍毯畏垂丝。 当年奇迹任人在,景仰先生百世师。” 诗中所描写的正是张龙圻寻访桐江书院遗址时的情景。清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候选知县方松亭在其废墟上重建。民国期间书院曾改为祠堂,解放后办过山下小学。文化大革命又使书院一片狼藉,朱熹手书的“鼎山堂”匾额被藏至湫山乡方宅村,王十朋手书“东南道学世家”、“理学明宗”两匾被毁,柱上的对联或被凿空,或者涂上石灰得以保存。一到春天,书院前面是满畦的油菜花,金黄灿烂,书院的背后绵亘不尽的青山,古苦槠树依然蓊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