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和建安风骨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云：“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亦云：“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所谓“汉音”与“魏响”，是指建安诗歌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汉音”，慷慨悲歌，质朴浑厚;“魏响”，以情动人，华美壮大。这正是“建安风骨”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总体上看，七子的诗歌既不象曹操那样“全是汉音”，也不似曹丕、曹植那样“纯乎魏响”，而正是“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桥梁。

　由反映动乱的社会现实到抒写个人内心情性，是“汉音”向“魏响”转变的重要一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建安诗人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所谓“慷慨”，即激荡着悲凉忧伤的感情;所谓“任气”，即指文气盛畅，风骨遒劲。反映现实，康慨悲凉，是“汉音”的重要特征。七子作为敢于正视现实的有识之士，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他们的诗歌内容充实，强烈地回响着“汉音”阶段所富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厚同情。王粲《七哀诗》其一描绘的就是一幅难民流亡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是对汉末动乱现实的高度概括，而饥妇弃子的场面则是作者在众多的难民生活场景中精心截取的一个特写镜头，“乱世之苦，言之真切”(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使读者对人民的苦难有了具体而真实的感受，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而《从军诗》其五则是具体描绘战乱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人烟稀少，杂草丛生，家国残破，这正是动乱社会的真实写照。阮瑀的《怨诗》对现实社会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示深切的同倩。“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犹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在诗人看来，现实社会就象一条吞噬人们生命的罪恶之河，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不过是河中的一粒尘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凶祸就象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锁，无法挣脱。这首诗倾吐了当时社会中人民所普遍具有的感受，道出了处在社会底层蒙受苦难的千千万万人民的怨声。另外，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写兵役、徭役之苦，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孤儿的悲惨遭遇，应玚的《别诗》写流落他方的思乡之愁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无不激荡着慷慨悲凉之气。可以说七子的这些动人心弦的歌唱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是时代的音响。

　七子有不少反映现实的作品，但更多的作品却是表现个人的内心情性。这些作品大多抒情气氛浓郁，感情真挚动人。它既非歌功颂德，亦非讽谕劝戒，而是大胆地抒写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应该说，以情动人的艺术特点，集中体现了“魏响”新风的内在特质。前人的评论就注意到这一点：陈祚明说王粲《七哀诗》“第以情至为工”，应玚《别诗》“自然入情方，刘桢《赠五官中郎将》“情自宛切”(《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沈德潜说徐斡《室思》“情极深致”(《古诗源》卷六)。这些评语，都说得很有见地。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七子生活在战乱频繁的年代，人民背井离乡，亲人四散，因而抒写离情别绪，便成为七子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王粲《从军诗》其二：“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恋情?拊衿倚舟樯，眷眷思邺城。”这种难以抑制的忧思，正是七子在当时的***同感受。再如徐斡《室思》渭“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阮瑀《七哀诗》：“出犷望故乡，但见蒿与莱”;应玚《别诗》：“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皆愁苦悲伤，哀婉动人。这种感伤的情绪尽管使人哀痛不已，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消沉、颓丧，却常常在悲叹中郁积着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在七子的诗歌中有突出的表现：“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王粲《从军诗》其四);“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刘桢《赠从弟》其三);“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孔融《杂诗》其一);“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陈琳《游览》其二);“欲因云雨会，濯翼陵高梯”(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等，都洋溢着乘时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当然有时也有对坎坷经历的悲叹，对时光流逝、壮志难酬的感慨。但是不论是对理想的追求，还是失意时的惆怅，都是作者真实感情的流露。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动乱的现实在诗人心灵上激起的深切悲痛，也可以看到由此而产生的拯世救民、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注重抒情，并始终贯穿着昂扬奋发的基调，可以说是“魏响”新风的基本特征。七子诗歌从反映社会现实到抒写拯世建功的情怀，正体现了“汉音”到“魏响”的过渡。

　由质朴浑厚走向华美流丽，是“汉音”向“魏响”转变的重要标志。从总体上说，七子歌还是比较质朴的，尤其是他们创作的那些乐府诗，仍不失民歌化、通俗化的特点。但他们已开始追求语言的工丽、形式的华美，逐步走上华丽壮大的道路。鲁迅先生曾说七子的诗歌“不外是‘慷慨’、‘华丽’罢”(《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确实抓住了七子诗歌的这一新特点。

　前人说汉魏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其实七子已注意到锤炼字句对提高诗歌语言表现力的重要作用。陈祚明就曾说公斡诗“笔气隽逸，善于琢句”，伟长诗“造语匠意”，元瑜诗“间有奇语”(《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吴淇也说仲宣“风流云散，一别如雨”(《赠蔡子笃诗》)二句“炼得精峭”(《六朝选诗定论》卷六)。象“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等千古传诵的名句，无一不是精心锤炼而成的。这些句子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具有很强的美感，含蓄蕴藉，余味无穷。就是用词用字，也颇见锤炼之功。“百卉挺葳蕤”的“挺”字，“菡萏溢金塘”的“溢”字，不仅写出了花卉的繁茂，而且还给人一种动态的美。而徐斡的善用虚字，则更是备受后人称赞：“句中多用虚字作健，非魏人不能。以能役虚字作转语，每句动折故健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尤其是《室思》中的“自君之出矣”句，后人激赏、摹拟不已。当然，七子的`炼字炼句，还不似曹植的刻意雕琢，仍不失自然的本色。七子不仅重视语言的锤炼，也十分注意意境的创造。王粲《从军诗》其三是一首抒写怀抱的言志之作。作者先描绘了征吴途中见到的凄凉秋景：夕阳的余辉、蟋蟀的哀呜、孤鸟的翱飞、草露的寒凉，这些富有特征性的景物有机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典型的悲秋图”，有力地烘托出征夫凄凉、孤独、悲苦的情怀。情与景浑融一体，创造出一个浓郁的艺术氛围。但这并不是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作者是以此衬托出自己要求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这首诗不仅意境醇厚，而且散发出一股昂扬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感情真挚强烈，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另外，如陈琳的《游览》二首、刘桢的《赠徐斡》等在意境的创造上也很出色。这些都说明七子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华美工丽的特点，正如许学夷所说：“汉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斡、仲宣始见作用之迹。”(《诗源辨体》卷四)注重语言的锤炼，形式的华美，可以说是“魏响”新风的重要标志。七子的诗歌从质朴浑厚向华美壮大的转变，正体现了“汉音”到“魏响”的过渡。

　在“汉音”向“魏响”过渡的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正是“建安风骨”在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七子的诗歌则是联结二者的纽带。

　拓展

　“三曹”和“建安七子”的建安风骨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一月到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三月。这个时期的东汉朝廷，政权主要掌握在曹操手里。因此，后世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的评论，更多的倾向于用“枭雄”一词。

　撇开政治和权力，曹操的在文学上的修为却是惊人，在当时可谓是光芒万丈。尤其是以他和儿子曹丕、曹植为首的，加上仰慕曹操的建安七子，合力开创了建安文学的顶峰。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那些饱经战乱之苦的文士，不约而同投奔邺城，归附曹氏。由此，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也就是现在说的文学圈子。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建安文学率先提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学流派。这些人聚集到一起，战时随军，每天与生死擦肩而过。归来后，有感而发，饮酒作诗，或写征战之苦，或述社会之乱，或思乡念亲，建安风骨随之形成。

　何谓“建安风骨”？其实就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等人作诗时自带的慷慨悲凉的诗文风格。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有趣的是，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之外，其他六人与曹操可谓是“相见恨晚”。

　这些建安文学的主力军，他们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作品重于抒情，思想慷慨激昂，普遍采用五言形式，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并以风骨遒劲著称，具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虽然同在一个锅里吃饭，都是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表达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但他们每个人的风格又不尽相同。

　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短歌行》和《观沧海》是世人最为熟悉的；曹丕诗文婉约，大多是游子思妇主题，如《古诗十九首》和《燕歌行》；曹植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被誉为“建安之杰”，千古名篇《洛神赋》便是他的代表作。

　建安七子的诗赋创作，更是独具个性和风貌。据史料介绍，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之人，此人是个全才，诗、赋、散文样样精通，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孔融善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小有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的话，便是建安文学创作风格和时代特征的最贴切描述。

　除了三曹和建安七子，汉魏间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也是建安文学里不可或缺之人。她是汉末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天生丽质而又感情丰富、且性格豪放的女子，却历经磨难，被羌胡军队所掳，留居12年之久。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把她赎回，再嫁给董祀，又让她整理蔡邕所遗书籍400余篇。这便是历史上传为千古美谈的“文姬归汉”的故事。

　她写就的五言《悲愤诗》，***五百四十字。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极具感染力，是建安文学的一块价值连城的无双之璧。清代诗人沈德潜在《古诗源》赞其“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生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而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他称颂道：“这实在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建安文学对后世文人和文学的影响无需多言。“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从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在《中国文学史》里的点评，即可观之。

　花戏楼：晋商文化和徽商文化的一出“戏”

　亳州是建安文学的发源地，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它文化底子里的全部，那你就错了。它还有花戏楼，是山西建筑和徽派建筑结合的典范，也是晋商文化和徽商文化结合的精髓。

　花戏楼并非戏院，也不是一个专门唱戏的地方。得名“花戏楼”，乃是因为戏楼的砖雕、木雕、彩绘多以地方戏曲折子戏为主要内容。

　事实上，它是山陕会馆旧址，原名叫大关帝庙。始建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大门为三层牌坊架式，仿木结构，水磨砖墙上镶满砖雕，雕有人物、车马、城池、山林、花卉、禽兽，随便一个雕塑，都是巧夺天工，栩栩如生。

　砖雕、木雕和铁旗杆，是花戏楼的三绝。导游小姐姐说，铁旗杆高16米，重达24000斤，铸造精美，构思巧妙。大关帝庙上面玲珑剔透的砖雕是经过工人们雕、刻、磨等多种工艺手法，***雕刻115个人物，33只禽鸟和67只走兽，场面宏大，美轮美奂。

　“郭子仪上寿图”是砖雕中的杰作，它清晰的刻画了唐朝大将郭子仪过六十大寿时的场景。寿星端坐中间，其背后刻有一个大大的“寿”字。围在他周边的是七子八婿、文武百官、居家老小，***42个人物，是砖雕中人物最多的一副。前来祝寿的这些人，身份不同，神态各异，砖雕描绘得惟妙惟肖，令观者犹如身临其境。

　除了这幅中国砖雕艺术当中的精品之作，还有不少根据民间谚语、成语雕刻而成的小幅砖雕，如：一马当先，三阳开泰，五世其昌，事事如意等，象征着吉祥如意，生活美满。

　所谓晨钟暮鼓，世人皆知，古来有之，对应的便是中国传统建筑——钟鼓楼，它是钟楼和鼓楼的合称，在古代主要用于报时。钟鼓楼有两种，一种建于宫廷内，一种建于城市中心地带，多为两层建筑。花戏楼也不例外，建有自己的钟鼓楼。

　左边的钟楼雕刻的是大梁城和白蛇传，右边的鼓楼则是声名远播的“三顾茅庐”的故事，以及李娘娘住寒窑（又名狸猫换太子）。用单反大长焦拉近后，能深刻感受到古代烧砖艺术和镂空雕刻的功力和魅力。

　既然俗称花戏楼，自然少不了戏台。而它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方，在于戏台的建成没有用到一根钉，全部是用榫子扣制而成，而且外面的颜料都是用些纯植物，或者矿物质的提取物炼制而成。整个戏台***刻有上方谷火烧司马懿、七擒孟获、空城计等18出三国戏文，600多个人物。很难想象，当时的工匠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就是开挂了。

　从建安文学到砖雕、木雕，这些古人流传下来的文字和技艺，见证了亳州这座三朝古都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印记。不管发生过什么，都是最恰如其分的经历。一如余秋雨老师在《行者无疆》里说的：“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