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唐朝的科举采取的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录取制度。考卷的优劣只是一半的分数，而另一半则掌握在推荐官手里。当时应试举人托关系送诗文的风气非常流行，只要找到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加以举荐，得中便有了九成的把握，因为主考官也要看举荐者的人情和面子。

杜甫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族中，官职卑小，和高层说不上话。因此，就算你是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就算你七岁学诗，十四五岁以诗文出名，也比不上达官贵人的推荐奏效。

杜甫也曾将自己的诗文投给多位显贵，但均无人理睬。事实上，在唐代平民子弟能通过科举入仕的比例并不高，唐朝七十四名状元中真正平民出身的屈指可数。杜甫虽也是官宦世家，但只是小官也入不了那个门槛，因此，杜甫的落榜对他的个人打击还是很大的。

杜甫是一个功名欲望很强的人，“学而优则仕”的三种途径：科举、行卷和向皇帝陈情，他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两次科举名落孙山，三次直接向皇帝陈情，恳求权位的荐举则更加频繁。但是天不佑人，杜甫的愿望一次次的破灭了。

这段无比黑暗又凄凉的日子，在他的作品中也展现了出来，在《奉赠韦左丞丈》中，他这样写道：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从中，可以看到杜甫的尴尬、窘迫、艰难、卑微、可怜。但值得安慰的是，这些刻骨铭心之痛也为他今后在诗歌创作上提供了宝贵的切身体验。

在惨痛的现实面前，一位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人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此多了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而在这背后却背负了诗人乃至唐朝民众的苦难。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的确有不少人被破格提拔，一跃而成为朝廷重臣，那是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机，杜甫原本也是受益者，但是最终却因“房琯事件”而遭到了贬斥。房琯是杜甫的好友，他因不务实际在陈陶战役中致使四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肃宗大怒之下，贬去他的宰相之职。杜甫看好友被贬，帮其脱罪，也一并被贬，从此远离了长安，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活。

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的杜甫，在去往华州的路上，目睹了战争后的社会现象，写出了“三吏三别”，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其内容深刻，风格沉郁雄浑，语言精炼，叙事严谨，真实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也成为了杜甫诗篇中的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