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蒙古统治者为什么没有汉化

我从元王朝有没有汉化和为什么没有被彻底汉化两个方面谈谈;

先否定元朝蒙古统治者为什么没有汉化这个观点；

先上证据：

《元史·世祖纪》：“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30)（13页）。”元世祖是在汉儒的辅佐下即帝位并统一中国的，对汉文化理解颇深；有诗为证：

时膺韶景陟兰峰，不惮跻攀谒粹容。

花色映霞祥彩混，垆烟拂雾瑞光重。

雨沾琼干岩边竹，风袭琴声岭际松。

净刹玉毫瞻礼罢，回程仙驾驭苍龙。

——《陟玩春山纪兴》忽必烈

这首七律为忽必烈位后，某年春天在大都登山游览归去后所写。

元文宗图贴睦尔是元诸帝中汉学最精深的一个，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他还擅长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亦流传下不少诗：

《登金山》

巍然块石数枝松，尽日游观有客从。

自是擎天真柱石，不同平地小山峰。

东连舟楫西津渡，南望楼台北固锺。

我欲倚栏吹铁笛，恐惊潭底久潜龙。

还有元惠宗的《赠吴王》（又名《答明主》）一诗，

金陵使者过江来, 漠漠风烟一道开。

王气有时还自息, 皇恩无处不周回。

莫言率土皆王化, 且喜江南有俊才。

归去丁宁频属付, 春风先到凤皇台。

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超过前代达到顶峰.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历史学大家陈垣先生是评价到：“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虽有人认为夸大了，可也证明了元朝蒙古统治者没有接受汉文化的观点荒谬；

再谈谈为什么没有像清朝那样全盘接受汉文化，亦有以疾请入觐，进译语《资治通鉴》，帝即以赐东宫经筵讲读。表明太子是以蒙语学习，不通汉语的情况；

首先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如北魏、金、清,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文明的影响,走上汉化道路,是一个历史趋势；但需要循序渐进；元朝国祚太短，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汉地,改行汉法,到1368年,只有一百零九年.而且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游牧，狩猎生产活动,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 而同样是异族王朝的北魏拓跋鲜卑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女真人则很早就开始进行粗放的农业生产.因此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从而接受汉族相关的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比较容易和快速；所以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此外，儒家没有建立独尊地位，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树立为治国主导方针，蒙古贵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其外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削弱了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入蒙古字学读书.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已成为汉族社会中的大量现象；其次，北魏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另外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在建立不久就陷于事实上的分裂,分化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只是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这一情况,也是北魏等北族王朝所不具备的

元朝只是国祚太短，来不及全面汉化而已，如果蒙古族的统治持续下去，全面汉化不可避免。

以下百度百科：

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Toghon Temür，蒙古语意为“铁锅”，1320年—1370年），元朝第十一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十五位大汗。元明宗长子，元宁宗长兄。生母是圣裔迈来迪。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十七日生于察合台汗国境内，天历二年（1329年）元明宗继位后回到元朝，不久后元文宗毒死了元明宗，将妥懽帖睦尔流放到高丽大青岛与广西静江（今桂林）。元文宗、元宁宗相继驾崩后，妥懽帖睦尔被太后卜答失里下令迎回，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初八即位于上都。

至元六年（1340年），妥懽帖睦尔扳倒权臣伯颜而亲政。亲政初期，他勤于政事，任用脱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史称“至正新政”，包括颁行法典《至正条格》，以完善法制；颁布举荐守令法，以加强廉政；下令举荐逸隐之士，以选拔人才。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积弊已久的社会问题，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后期逐渐怠政，沉湎享乐，元廷内斗不断，外部民变迭起，无法有效地控制政局。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进攻大都，妥懽帖睦尔出逃，蒙古退出中原，元朝对全国的统治结束。

至正三十年（1370年）四月二十八日，妥懽帖睦尔驾崩于应昌，享年五十一岁。庙号惠宗[1]，蒙古汗号为“乌哈噶图汗”。明朝为其上谥号为“元顺帝”，民间又称其为至正帝、庚申帝、庚申君等。

汉化水平

顺帝幼时曾在广西静江受过一年的汉文教育，即位后“寻召奎章儒臣侍讲六经禁中”。[72]但是权臣伯颜反对汉化，主张“休教读汉儿人书”[11]，因此顺帝的汉学水平一度停滞。顺帝联合脱脱扳倒伯颜以后，脱脱请求顺帝“留心圣学”[12]，于是顺帝开经筵，后又将文宗朝的奎章阁改为宣文阁，作为经筵的固定场所。顺帝以丞相脱脱领经筵事，其下有兼经筵官、参赞官、译文官及译史三人、检讨四人、书写五人、宣使四人，进一步完善了泰定帝以来的经筵制度。[73]顺帝在经筵上随各族儒臣“读五经、四书，写大字，操琴弹古调”。[11]顺帝的经筵是月讲三次，每次讲解时间不定，乌古孙良桢曾批评当时“数日一进讲，不渝数刻已罢”[74]，但也有讲的比较长的时候，如当时经筵官张以宁的诗句“宣文阁下仗初移，讲彻鸡人报午时。……儒臣有戒陈忠荩，圣主无为宝俭慈。”[75]叶衡也作诗：“水晶宫殿柳深迷，朝罢千官散马蹄。只有词臣留近侍，经筵长到日轮西。”[76]可知经筵时间长短是依顺帝的兴趣而定。元顺帝还十分注重对自己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的培养，为他开端本堂，让他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77]

由于元顺帝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因此汉文化造诣相当高，在元朝诸帝中仅次于元文宗。他非常擅长书法，陶宗仪评价其字“严正结密，非浅学可到”。[78]曾旁观顺帝作书的胡震宦如是评说：“及见始作字时，落笔如宿习，每精意审订，然后振臂一扫，不复润饰。”王沂所见略同：“臣沂忝待诏宣文阁，窃观皇上运笔之妙，鸾翔凤翥，势若飞动，而从容法度之中… … 天纵之圣，肆笔而成，已见于居潜之日。”[79]顺帝留下的墨宝很多，有“闲闲看云”、“模以文梓，饰以云龙”、“元成宫”、“山斋”、“九霄”、“明良”、“庆寿”、“方谷”、“圆觉”[79]、“江南忠义之士”[80]等，还以“真草千（字）文碑本颁赐臣下”。[81]当时的书法家盛熙明曾编《法书考》八卷，顺帝”览之彻卷，命藏禁中”。[78]元顺帝如此热爱书法艺术，所以许多诏书都由他亲笔书写，而臣下得到御笔诏敕，亦是受宠若惊。[82-83]在顺帝的带动下，元廷刮起了书法之风，不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精通书法，就连顺帝的佞臣哈麻也擅长写大字。[84][18]

除了书法之外，元顺帝还喜欢绘画，康里儒臣巙巙利用顺帝喜爱古名画的机会，献上郭忠恕《比干图》，并以商纣王受不听忠言而亡国之事劝谏顺帝。有一天，顺帝在看宋徽宗画作时连连称善，巙巙进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顺帝问：“何谓一事？”巙巙回答说：“独不能为君尔。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它非所尚也。”[85]在《金华集》里也记载了拔实以徽宗画作进谏顺帝之事。[86]此外顺帝还能作诗，在叶子奇《草木子》中，即录有他所作的佳句“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21]此外他还有三首汉诗流传于世。

元顺帝还遵用汉族礼乐制度，至正以后，他穿着冕服亲享太庙，并在至正三年（1343年）十月和至正十五年（1355年）十一月两次亲自南郊祀天[87]，在此之前亲自祭天的元朝皇帝也只有元文宗而已。在一次祭祀上，顺帝行至元宁宗牌位时，问道：“我兄也，彼弟也，拜合礼仪否？”博士刘闻回答说：“宁宗皇帝虽是弟，然曾承宗器而为皇帝，时陛下亦尝作他的臣子来，当拜。又春秋时，鲁国的诸侯有闵公、僖公。闵公是弟，先作诸侯；僖公是兄，在闵公后作诸侯，宗庙四时祭祀，未闻僖公不拜闵公。比这例儿，陛下合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