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人物评价文言文
1. 潘天寿的人物评价
人民网评：潘天寿的画让人感到震动；一个洋溢着生活的情采和趣味，一个勃发着精神的张力和豪气。
前者以自然流露为上，后者以刻意经营为工。他一生的奋斗，正与西方美术思潮对中国美zd术的起伏冲击同时，他认为中外美术的混交，可以促进美术的灿烂发展，但他自己的创作却毕生坚持从传统自身求出新，不伸手向外来因素借鉴。
他在风格上和吴、齐、黄的差异，并无超出传统材料工具、表现方式和审美趣味这个统一的大圈。因此，他追求的雄大、奇险、强悍的审美性格，依然未出“壮美”这一传统审美范畴，没有由借鉴西方文化精专神而转为崇高性。
他是传统绘画最临近而终未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 凤凰网评：“潘天寿精于写意花鸟和山水，偶作人物。
尤善画鹰、八哥、蔬果及松、梅等。落笔大胆，点染细心。
墨属彩纵横交错，构图清新苍秀，气势磅礴，趣韵无穷。画面灵动 ，引人入胜。
潘天寿绘画题材包括鹰、荷、松、四君子、山水、人物等，每作必有奇局，结构险中求平衡，形能精简而意远。” 。
2. 陈佩秋的人物评论1923年，陈佩秋出生于河南南阳，于昆明度过她的青少年时期。她年幼时已爱好艺术，学习成绩优异，尤精于数学科。她成长于动荡不安的时局，高中毕业时适逢抗日战争，为了响应科技救国的呼唤，于1942年入西南联大。基于对艺术的热忱始终未灭，陈氏决意转读艺术，并于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当时在国立艺专的学生均对西方艺术非常向往，憧憬着西方的写实主义为中国未来艺术发展的唯一途径。然而，陈佩秋却不为同辈所影响，她早已醉心于传统的中国绘画，专注于钻研古代大师的艺术，并深信前人的艺术能启发她的艺术创作。
陈佩秋在国立艺专攻读时期，潘天寿及黄宾虹均是校内院系的教员，她得以随潘天寿学习花鸟画。然而，她认为宋代是中国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故决心仿效前人步履并追随古代大师之艺术路向。她由宋代花鸟及山水画开始，无论是工笔或写意的风格皆细心探究。
1950年毕业后，陈佩秋开始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当时的工作给予她大量机会浏览古代画作，甚至可以借出宋代的花鸟扇画以便临摹。《花鸟杂册》展现了陈佩秋的宋代工笔花鸟画的技法，而当中所画的都是宋画中常见的题材。
在用心揣摩了工笔技巧后，陈佩秋转向探究较为粗放、写意的风格。一般来说，画家的情感和精神较能以写意画法表白及发放出来。她汲取明代徐渭概括简约的造型与富于情感的水墨运用技巧。
数年后，她的泼墨技巧配合了新的技巧组合，她以生动的笔触和泼墨去描写大自然的每一景物，而最成功之处莫过于她能够混合工笔和写意的技法，令作品更呈儒雅优美。
陈佩秋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周遭的新事情有了新的观察和感应。除了依旧坚持临摹古画，她开始关注西方的艺术。陈佩秋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风格，她欣赏马奈、雷诺阿及德加闪烁的颜色和精炼明确的笔触，并参照了印象派的用色于中国传统画上。在陈佩秋成熟时期的作品中，西方艺术带来的影响益发明显见于山水画和用色方面。
陈佩秋认为艺术创造贵乎“新”和“难”。她本身的艺术根基立足于传统，她对创新的观念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旧就没有新。她细心钻研国画的绘画元素，用精炼的线条和传统的笔墨，配合启发自西方绘画的色彩运用去描绘景象的质感、体积和动感。她认为“新”是要经过知识和技巧的累积，而经验的累积和驾驭技巧是费时费力的，这曲折艰难的过程就是“难”。
作为一个传统中国画的继承者，她赋予自己一个使命――对传统国画在现代艺术发展的贡献作重新的定位。
3. 文学革命论争中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一些守旧派和封建文人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
刘师培等于 1919 年 1 月组织 《国故》 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 3 月间，林纾（琴南） 在 《新申报》发表影射小说 《荆生》、《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煽动军阀以强力压制新文化运动。
同时又在 《公言报》发表 《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是 “覆孔孟，铲伦常”，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 字”，是 “叛亲蔑伦”， “人头畜鸣”。蔡元培公开发表 《致 〈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了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反对载孔孟之道的旧文学，提倡反映现实人生的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变革运动。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 *** ，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这是文学革命的最初信号。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旴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文学革命的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他们写文章抨击旧文学，并提出一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倡人道主义文学，对批判封建时代“非人的文学”有实质性的意义。
李大钊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较早开始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学的主导思想的问题。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8首白话诗是文学革命突破理论主张的局限，进行内容上革新的尝试。
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1919年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磐》等诗歌，这些描写被压迫人民痛苦生活，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实绩。潘公凯：“守旧派的新代表”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然后逐步消亡。
这种观点，与其一贯“保守”的生活经历有关———潘公凯：“守旧派的新代表” 面对市场价格不断飙升的中国艺术品，画国画的潘公凯“并不着急”。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以及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潘公凯认为，艺术市场价格和艺术作品价值之间的“差距恐怕难以避免”。
他还曾经不无玩笑地提及，中国画外国人看不懂，也不敢随便说不好，而油画虽然在市场上好卖，但拿到西方却不一定有好评价。潘公凯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一个以“播散”为消亡之途径的“播散期”———就跟“希腊化时代”是希腊艺术的播散期一样———在此之后，它们会因为民族差异的缩小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而逐步消亡。
在国画界也争论不休的“创新”问题，在潘公凯看来，那完全是由现代主义科技引申而来的概念，不是出于艺术原创的要求，“中国画本身主要是要画得好，而不是创新。古人对‘画得好’有很多论说，张大千就说过要和古人画得最好的比高低。”
潘公凯还有一重被津津乐道的身份———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虽然生于国画之家，实际上潘公凯真正开始画国画，要到“文革”以后。
自小时候起，潘公凯对科技的兴趣大大超过绘画，他甚至有点炫耀地提及曾“把收音机就做到最小的刮胡刀的盒子般大小”。5月10日，潘公凯主持的研讨会“现代性、现代转型与自觉”在广东美术馆召开。
议题关乎潘公凯与其名下的博士生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与此同时的，还有潘公凯本人的个展“静水深流”。
家传并非师承 潘公凯生于1947年，其时父亲潘天寿年届五十，正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后时局变迁，学校几经改名，潘天寿还是一直在美术学院内从事教学，1959年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前身即为国立艺专）院长，直至“文革”开始。
潘公凯从小在美术学院的院子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潘公凯却没有马上走上美术之路。潘公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形容小时候的自己：“比较内向，特别安静，对科技的兴趣特别大。
院子里很多小孩在打打闹闹地玩，我几乎不出去跟他们玩，天天在家做东西。”让他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是，小学三年级就会自己制作电子管收音机。
那台电子管收音机是杭州市小学生做的第一台收音机，之后还被拿去参加了少年儿童科技博览会。潘公凯的大哥同样也是对科技更为感兴趣，他一直都没画过画。
潘公凯读小学的时候，大哥已经是学工科的大学生，之后毕业又成为杭丝联（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工程师。那时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潘公凯“觉得哥哥很了不起”。
哥弟俩“背离”家学渊源，父亲潘天寿并不在意。“当老师时间长了就会明白，看一个人成功与否不能看一时。
他对我和我大哥读书很信任，几。
4. 守旧派的民国时期一些守旧派和封建文人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
刘师培等于 1919 年 1 月组织 《国故》 月刊社，鼓吹以 “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 3 月间，林纾（琴南） 在 《新申报》发表影射小说 《荆生》、《妖梦》，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人，煽动军阀以强力压制新文化运动。
同时又在 《公言报》发表 《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是 “覆孔孟，铲伦常”， “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 字”，是 “叛亲蔑伦”， “人头畜鸣”。蔡元培公开发表 《致 〈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了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前后发生的反对载孔孟之道的旧文学，提倡反映现实人生的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变革运动。1917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 *** ，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
这是文学革命的最初信号。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旴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文学革命的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他们写文章抨击旧文学，并提出一些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提倡人道主义文学，对批判封建时代“非人的文学”有实质性的意义。
李大钊发表了《什么是新文学》，较早开始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学的主导思想的问题。1917年2月《新青年》刊出胡适8首白话诗是文学革命突破理论主张的局限，进行内容上革新的尝试。
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1919年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磐》等诗歌，这些描写被压迫人民痛苦生活，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实绩。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然后逐步消亡。
这种观点，与其一贯“保守”的生活经历有关———潘公凯：“守旧派的新代表”面对市场价格不断飙升的中国艺术品，画国画的潘公凯“并不着急”。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以及中国美术学院前院长，潘公凯认为，艺术市场价格和艺术作品价值之间的“差距恐怕难以避免”。
他还曾经不无玩笑地提及，中国画外国人看不懂，也不敢随便说不好，而油画虽然在市场上好卖，但拿到西方却不一定有好评价。潘公凯甚至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画很可能会经历一次世界性的繁荣，一个以“播散”为消亡之途径的“播散期”———就跟“希腊化时代”是希腊艺术的播散期一样———在此之后，它们会因为民族差异的缩小和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而逐步消亡。
在国画界也争论不休的“创新”问题，在潘公凯看来，那完全是由现代主义科技引申而来的概念，不是出于艺术原创的要求，“中国画本身主要是要画得好，而不是创新。古人对‘画得好’有很多论说，张大千就说过要和古人画得最好的比高低。”
潘公凯还有一重被津津乐道的身份———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虽然生于国画之家，实际上潘公凯真正开始画国画，要到“文革”以后。
自小时候起，潘公凯对科技的兴趣大大超过绘画，他甚至有点炫耀地提及曾“把收音机就做到最小的刮胡刀的盒子般大小”。5月10日，潘公凯主持的研讨会“现代性、现代转型与自觉”在广东美术馆召开。
议题关乎潘公凯与其名下的博士生们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国现代美术之路。与此同时的，还有潘公凯本人的个展“静水深流”。
潘公凯生于1947年，其时父亲潘天寿年届五十，正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之后时局变迁，学校几经改名，潘天寿还是一直在美术学院内从事教学，1959年担任浙江美术学院（前身即为国立艺专）院长，直至“文革”开始。
潘公凯从小在美术学院的院子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潘公凯却没有马上走上美术之路。潘公凯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形容小时候的自己：“比较内向，特别安静，对科技的兴趣特别大。
院子里很多小孩在打打闹闹地玩，我几乎不出去跟他们玩，天天在家做东西。”让他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是，小学三年级就会自己制作电子管收音机。
那台电子管收音机是杭州市小学生做的第一台收音机，之后还被拿去参加了少年儿童科技博览会。潘公凯的大哥同样也是对科技更为感兴趣，他一直都没画过画。
潘公凯读小学的时候，大哥已经是学工科的大学生，之后毕业又成为杭丝联（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工程师。那时已经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潘公凯“觉得哥哥很了不起”。
哥弟俩“背离”家学渊源，父亲潘天寿并不在意。“当老师时间长了就会明白，看一个人成功与否不能看一时。
他对我和我大哥读书很信任，几乎从来不问你们在学什么，考了几分。”潘。
5. 宁波的著名人物自南宋开始，宁波出现了大批重要官员。
南宋时产生三名宰相的鄞县史氏家族即出自宁波。明代，宁波出现了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的名臣方孝孺，还有四位内阁首辅沈一贯、张煌言、熊汝霖和沈宸荃以及多位尚书。
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两位总统蒋中正、蒋经国皆是宁波籍，民国军政要员属于宁波籍的中还有胡宗南、俞济时等。宁波商帮兴起于明代中晚期，以创办同仁堂的乐显扬为代表。
清代中晚期，宁波商人登陆上海，成为重要的商业和社会力量。这一时期的代表有李也亭、镇海方氏家族、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等等。
孙中山曾评价道：“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二战以后，宁波商帮转移到香港、北美等地，此时的代表为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李达三、曹光彪、应昌期、张忠谋、赵安中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波也涌现了一批商界名人，包括丁磊、庄思浩等。文化、科技界的宁波名人有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清代学者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文学家姚燮，书法家梅调鼎。
民国时期，宁波出现了文人陈布雷、林汉达，作家柔石、殷夫、唐弢，书法家沙孟海和国画大师潘天寿。当代宁波的文化界名人有戏剧理论家、文化学者余秋雨，英语文学家陆谷孙、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杨福家、北京大学医学部校长韩启德、中国科学院前院长 *** 、近现代教育家蒋梦麟、地质学家翁文灏、生物学家童第周、遗传学家谈家桢、断手再植之父——骨科学家陈中伟、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网络作家安妮宝贝（励婕）等。
此外，出生宁波和祖籍宁波的两院院士总数超过百名。
6. 人教版八上语文课文桥之美桥之美目录[隐藏]原文欣赏作者简介相关作品课文研讨教学建议 [编辑本段]原文欣赏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现在大概很少有人用这口吻教训后生小子了！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见的桥最多了。
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桥，多么美！“小桥流水人家”，固然具诗境之美，其实更偏于绘画的形式美：人家房屋，那是块面；流水，那是长线、曲线，线与块面组成了对比美；桥与流水相交，更富有形式上的变化，同时也是线与面之间的媒介，它是沟通线、面间形式转变的桥！如果煞它风景，将江南水乡或威尼斯的石桥拆尽，虽然绿水依旧绕人家，但彻底摧毁了画家眼中的结构美，摧毁了形式美。
石拱桥自身的结构就很美：圆的桥洞、方的石块、弧的桥背，方、圆之间相处和谐、得体，力学的规律往往与美感的规律相拍合。不过我之爱桥，并非着重于将桥作为大件工艺品来欣赏，也并非着眼于自李春的赵州桥以来的桥梁的发展，而是缘于桥在不同环境中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作用。
茅盾故乡乌镇的小河两岸都是密密的芦苇，真是密不透风，每当其间显现一座石桥时，仿佛发闷的苇丛做了一次深呼吸，透了一口舒畅的气。那拱桥的强劲的大弧线，或方桥的单纯的直线，都恰好与芦苇丛构成鲜明的对照。
早春天气，江南乡间石桥头细柳飘丝，那纤细的游丝拂着桥身坚硬的石块，即使碰不见晓风残月，也令画家销魂！湖水苍茫，水天一色，在一片单纯明亮的背景前突然出现一座长桥，卧龙一般，它有生命，而且往往有几百上千年的年龄。人们珍视长桥之美。
颐和园里仿造的卢沟桥只17孔，苏州的宝带桥53孔之多，如果坐小船沿桥缓缓看一遍，你会感到像读了一篇史诗似的满足。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山区往往碰到风雨桥，桥面上盖成遮雨的廊和亭，那是古代山水画中点缀人物的理想位置。
因桥下多半是急流，人们到此总要驻足欣赏飞瀑流泉，画家和摄影师们必然要在此展开一番搏斗。 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里将桥作为画卷的 *** ，因桥上桥下，往返行人，各样船只，必然展现生动活泼的场面，两岸街头浓厚的生活情调也被桥相联而成浓缩的画图。
矛盾的发展促成戏剧的 *** ，形象的重叠和交错构成丰富的画面，桥往往担任了联系形象的重叠及交错的角色，难怪绘画和摄影作品中经常碰见桥。极目一片庄稼地，有些单调，小径尽头忽然出现一座小桥，桥下小河里映着桥的倒影，倒影又往往被浮萍、杂草刺破。
无论是木桥还是石桥，其身段的纵横与桥下的水波协同谱出形与色的乐曲。田野无声，画家们爱于无声处静听桥之歌唱，他们寻桥，仿佛孩子们寻找热闹。
高山峡谷间，凭铁索桥、竹索桥交通。我画过西藏、西双版纳及四川等地不少索桥，人道索桥险，画家们眼里的索桥却是一道线，一道富有弹性的线！一道孤立的线很难说有什么生命力，是险峻的环境孕育了桥之生命，是山岩、树丛及急流的多种多样的线的衬托，才使索桥获得了具有独特生命力的线的效果。
南京长江大桥远看也是一道直线，直线美不美？直线是否更符合新的审美观？不宜笼统地提问，不能笼统地答复，艺术形式处理中，往往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为了画长江大桥，我曾爬上南京狮子山，就是想寻找与桥身的直线相衬托、呼应、引申的点、线、面！为了画钱塘江大桥，我曾两次爬到六和塔背后的山坡上，但总处理不好那庞大的六和塔与长长的桥的关系，因而构不成画面。
虽然滨江多垂柳，满山开桃花，但脂粉颜色哪能左右结构之美呢！成昆路上，直线桥多，列车不断地过桥、进洞，出洞、过桥，几乎是桥连洞，洞连桥。每过环形的山谷，前瞻后顾，许多桥的直线时时划断陡坡，有时显得险而美，有时却险而不美，美与险并不是一回事。
摄影师和画家继续在探寻桥之美，大桥、小桥，各有其美。有人画鹊桥，喜鹊构成的桥不仅意义好，形式也自由，生动活泼。
凡是起到构成及联系之关键作用的形象，其实也就具备了桥之美！[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吴冠中，1919年出生，中国现代画家。1919年7月5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一个乡村教师家庭。
从无锡师范初中部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代办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36年转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从李超士、常书鸿及潘天寿等学习中、西绘画。
1942年毕业，任国立重庆大学助教。1946年考取公费赴法国留学。
1947~1950年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苏弗尔皮教授工作室进修油画；同时在洛特工作室学习，并在卢佛尔美术史学校学习美术史，各项成绩优异。 吴冠中1950年秋返国。
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吴冠中在50~70年代，致力于油画风景创作，并进行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他力图把欧洲油画描绘自然的直观生动性、油画色彩的丰富细腻性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审美理想融合到一起。
他擅长表现江南水乡景色，如初春的新绿、薄薄的雾霭、水边村舍、黑瓦白墙，和谐、清新的色调，宁静、淡美的境界，使画面产生一种抒情诗般的感染力。 从70年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