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煜的词！！

南唐后主李煜传世的三十几首词，文学史上一般把它们划分为前后两期：公元九七五年，金陵城破，南唐国亡，这之前写的称为前期作品；此后写的称为后期作品。但是，最近叶嘉莹在她写的《灵xī＠⑴词说》论温、韦、冯、李部分⑴，却表示了不同的见解，她说：

一般论李煜词者，每喜将其词作分为前后两期，以为此两期的作品无论在风格或内容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一般多认为其前期的作品，享乐淫靡，一无足取；后期之作品，则因其曾经身历亡国之痛，故能有较具深度之内容，且有较高程度之艺术表现，然而又讥其情绪为“伤感”、“不健康”。此种论点，自外表观之，似乎也颇有道理。然而事实上，则李煜之所以为李煜与李煜词之所以为李煜词，在基本上却原有一点不变之特色，此即为其敢于以全心倾注的一份纯真深挚之感情。在亡国破家之前，李氏所写的歌舞宴乐之词，固然为其纯真深挚感情的一种全心的倾注；在亡国破家之后，李氏所写的痛悼哀伤之词，也同样为其纯真深挚之感情的一种全心的倾注。吾辈后人徒然对之纷纷作区别之论，斤斤为毁誉之评，实则就李煜言之，则当其以纯真深挚之情倾注于一对象之时，彼对于世人之评量毁誉，固全然未尝计较在内也。当然，从思想意义上看，李煜有些词的内容是享乐的，有些词的内容是悲悼的，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差别，因为这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叶嘉莹的见解仍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把李煜的词作截然划分为前后两期，会不会妨碍读者整个地、系统地体会和欣赏这些词作的抒情特色，以及妨碍他们深入理解李煜的个性特征对其词作的一贯的支配作用？承认李煜词的内容有差别，如果要进行分类，又应该根据什么准则来划分？现在，先谈后面这个问题，因为它是解决前一个问题的先决条件。

从时间上看，由于史乘中有关李煜词作纪年的记载很少，究竟哪些词是亡国前写的，哪些词是亡国后写的，很难找到比较充分可靠的根据，这就给前后期的划分带来先天性的不利条件。按照现有资料，确有历史记载可查的李煜亡国后写的作品为数甚少，例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有的词作，虽有历史记载，但究竟是金陵城破时所作，还是兵围金陵时所作，原来就有争论。如〔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有些词，前人在评述中提到过“亡国之音”，曾被有的论著划入亡国后的作品，如〔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但“亡国之音”常常是作为形容词语来用的，并不就是实指亡国之后的作品。它有时是指柔靡的诗歌或乐曲，有时又用来形容令人伤感的曲调。当然，亡国之后写的凄惋悲凉的诗词或乐曲，也可以称为“亡国之音”，但那是需要有史据来论证的。因此，如果硬性地以金陵城破、南唐国亡之时为界，来划分其词作的前、后期，许多没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的词作就很难归入哪个时期。

有些评论者以词的内容和风格作为划分李煜词前、后期的依据，这也存在判断上的困难。李煜的词作，明显提到追怀故国、回忆旧日宫廷生活的也只有少数几首。例如：〔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望江南〕“多少恨”、〔浪淘沙〕“往事只堪哀”，以及前面说及的〔虞美人〕、〔破阵子〕及另一首〔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其他的词作，虽然内容也具有怀旧追忆之意，也提到江南和昔日的生活，但因为不是说得那样具体和实在，究竟是亡国前还是亡国后所作，各家的看法就不是很一致的了。例如〔望江梅〕“闲梦远，南国正芳春”与〔望江梅〕“闲梦远，南国正清秋”，以及〔清平乐〕“别来春半”。

按照李煜词的内容和风格来划分前后期，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看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论者对李煜的性格和经历的认识就不一致。李煜这个亡国之君，天赋中具有诗人的气质，余怀说他是“风流才子，误作人主”⑵。他的父亲李jǐng＠⑵就是南唐屈指可数的词作家。他自小就在一个文艺环境中生活，接受了较深的艺术气氛的熏陶。嗣位之后，就一直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境况中。他的天赋和境遇熔铸成他的独特的性格和复杂的心情。他也想有所作为，重振国威，马令《南唐书》称他“以功名自负，zhé＠⑶抗王师”，无奈国穷兵弱，而又辅弼无人，群臣都是“守常充位”的碌碌之辈，因此他曾经叹息：“天下无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⑶作为一个风流才子，他又妙于音律，酷好歌舞，耽于酒色。他不能专心去整顿国事，而把许多时间用在填词作曲上。他也明知这样不务正业是不对的，但又控制不住自己，纠正不过来。他头脑清楚，但性格软弱；愿意振作，但又不能付之行动，最后就只能做些“蠲赋息役，以裕民力”等不能根本解救危局的好事⑷。因此，有些评论者认为他在亡国之前就只知道“纵情声色，侈陈游宴”，苟且偷安，过着“日以继夜的酣歌狂舞的生活”，因而写的作品也只能是“对宫廷豪华生活的迷恋”的内容⑸，这种看法就未免有点绝对化了。

至于他“尊事中原，不惮卑屈”，以求苟安⑹。这是在力量过于强大的敌人面前不得已而采取的求存态度，其实他内心又何尝愿意如此。例如，他的弟弟从善被宋太祖扣留在京城，他非常悲愤，“四时宴会皆罢”，并登高作赋：“原有líng＠⑷兮相从飞，嗟嗟季兮不来归。”像这种内容的诗歌，如果传到宋太祖的耳朵里，是很可能引起大兵南下的，这就不是什么“柔靡淫乐”之辞。

追思怀旧之词，也不一定要在亡国之后才能写得出来，一个人在生活中遇到了生离死别，失意伤心之事，同样可以写出这种内容的作品。李煜在亡国之前，就遇到过不少这一类的事情。例如大周后之死，就曾使他哀伤不已，时时感念。如〔采桑子〕“亭前春逐红英尽”，就很可能是这段时间的作品，也许就是悼念大周后所作。有些评论者因为它是追思怀旧的内容，把它归入亡国后的作品，是没有多大根据的，至少不应该说得这样肯定。再如〔虞美人〕“风huí＠⑸小院庭芜绿”，多数论李煜词的文章也把它归入亡国后所作，大概因为该词最后一句讲到了“满＠⑹清霜残雪”的缘故。其实诗人年龄不大而自以为已老的事例是相当多的，三十几岁长了些白头发，夸大形容为满＠⑹霜雪的情况也是有的。因此，对于诗词中一句两句的理解，都不能看得过于板实的。如果就这首词的情调和意蕴来说，与他的〔乌夜啼〕“昨夜风兼雨”、〔采桑子〕“亭前春逐红英尽”、〔清平乐〕“别来春半”等词相似，都是因时过境迁、人事皆非、睹物感怀而产生的伤春思旧的情绪，这对于一个身处逆境、每况愈下，而又感情丰富的诗人，是经常会萌发而外露的，并不一定要等到亡国之后才会有这种情绪。至于他写的两首〔渔父词〕，完全是对打鱼生涯的羡慕和描绘，这种遁世思想在亡国前和亡国后都可能产生，就更难归入哪一个时期了。

总之，不论是按照一条硬性的时间界限，还是按照词作的内容和风格，都没有必要把李煜的全部词作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大类。因为这种做法，既不利于区别李煜词的多样风格，也缺乏充分的科学根据。合理的办法是：从时间上看，他的各首词作，依照可靠的根据，是什么时候写的就说成什么时候写的；如果没有可靠的根据，也就不必强行从时间上定其归属。从风格上看，他的三十几首词，或是愁惋的，或是凄厉的，或是沉痛的，或是怨慕的，或是愉悦欢快的，或是超脱遁世的，都应该恰切地归还它们各自的品貌，而不能以“靡靡之音”和“亡国之痛”两种风格去概括。

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李景的第六子，生于937年，959年被立为太子。961年即位，没有年号。

李煜即位时，南唐已为宋的属国。他面对宋朝的压力，逆来顺受，以图苟且偷安。975年，宋军入金陵，俘后主，南唐灭。

李煜在政治上是一个昏君，在文学上却是一个文学家，诗人。其主要成就在诗词上，前期作品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如《长相思》，《浣溪沙》等。被俘后，比前期有很大突破，代表作有《虞美人》，《破阵子》,《浪淘沙》等。

李后主在位14年，975年被俘去位，宋太祖封他为违命侯，978年，李后主被毒死，年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