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句宋志南的全诗意

僧志南，南宋诗僧，志南是他的法号，生平不详。

诗名：绝句

古木阴中系短篷，

杖藜扶我过桥东。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摘引：“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首小诗，写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诗句短小、简洁、明快。细细品味口齿生香，妙不可言。作者是宋朝僧人志南，诗名题为《绝句》，在《宋诗纪事》中，志南僧就留有这么一首诗，且还没有实质性的题目，只是借诗的形式题了这么一个不关意旨的诗题。然而就是这一首诗才使后人读其诗、知其名，而此诗意境高远，诗风恬淡、闲适，确有盛唐田园诗之遗风。

首先，以实境与虚境相结合的写法展示了中国美学表现万物之灵趣的特点。“杖藜扶我”是将藜杖人格化了，把藜杖写成是一位可以依赖的游伴，扶人前行，使人有亲切感和安全感，从而游兴大发，欣欣然通过小桥，一路向东。桥东和桥西，风景未必有很大差别，但对春游的诗人来说，向东向西，意境和情趣却颇不相同。“东”，有些时候便是“春”的同义词，譬如春神称作东君，东风专指春风。诗人过桥东行，正好有东风迎面吹来，无论西行、北行、南行，都没有这样的诗意。诗的后两句尤为精彩：“杏花雨”，早春的雨。“杨柳风”，早春的风。这样说比“细雨”、“和风”更有美感，更富诗情画意。杨柳枝随风飘荡，给人以春风生自杨柳的印象。称早春时的雨为“杏花雨”，与称夏初的雨为“黄梅雨”，道理正好相同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南宋初年，大诗人陆游已将杏花和春雨联系起来。“沾衣欲湿”，用衣裳似湿未湿来形容初春细雨似有若无，更见得体察之精微，描摹之细腻。试想诗人扶杖东行，一路红杏灼灼，绿柳翩翩，细雨沾衣，似湿而不见湿，和风迎面吹来，不觉有一丝儿寒意，这是另人爽心惬意的春日远足。有人不免要想，志南和尚这样兴致勃勃地走下去，游赏下去，到他想起应该归去的时候，怕要体力不支，连藜杖也扶他不动了吧？不必多虑。诗的首句说：“古木阴中系短篷”。短篷不就是小船吗？志南和尚原是乘小船沿溪水而来，那小船就系在溪水边老树下，正待他解缆回寺。

其次，把宇宙中自然景物与人类心灵及生命律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感人而灵动的姿态，打动我们的心，穿越千年而不变。沾衣欲湿，似红唇轻吻，素手轻拂，多一点则觉猥亵，少一滴则显飘浮；吹面不寒，似耳鬓轻诉，娇喘呢喃，轻一丝则过于诡异，重一息则落于粗俗。总之一句话，读此两句，如目亲视，如耳亲闻，如身亲受。这是慰藉忙碌者的清心心经，这是叫醒追逐名利者的静心心经，这是呵护元神回窍的归心心经。归结到一个感觉，这就是天籁之中仙子般的意境，恬淡而又素雅，爽润而又清新。前人写春的诗句，也不胜枚举。例如：“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杜枚《怅诗》）“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李商隐《无题四首》）而唯独“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两句既空灵，又动人。诗中并没有提到春之一句，但春天明快的和风细雨却暖暖地流淌在心中。

再次，是把诗与画联系起来。把美境与人的审美意识结合起来。形成主观精神的赏心和客观美境的悦目。造就一种让人心动的感悟与***鸣，宋人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上曾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这说明志南是诗歌创作上的多面手，不管有无蔬笋气，僧人都能写出好诗。尤其是诗的后两句写二月天的轻柔凉美，生动而活脱，遂成为千古名句。苍拙古木林中，於岸边树阴之处停下小船，系上缆绳，然后登上河岸。“短篷”即小舟。此一句开篇，似乎气氛有些阴郁。古木浓阴，置身其中，四围不免充溢颓腐之气，还会使人想起有古木便会有悲鸟，“悲鸟号古木”，似乎已经是定势了的一种意象组合。然而诗僧却就此打住，只是“古木阴中”，点到为止，化腐朽为神奇，不偏不倚地撑出一只小船来，且不紧不慢，停停当当地系在岸边，悠悠之中，很有方寸。虽不是“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储光羲《钓鱼湾》）般的旖旎与幽丽，但却也别有一种清凉幽静的美感，系舟后，诗僧拄着藜杖，踏上小桥，奔桥东而去，古木斑驳，水流汩汩，似乎能听到诗僧拄藜杖系板桥的笃笃之声；身影萧疏，一步步，隐入了桥东那另一个世界里。“杖藜”即为拐杖，宋代秦观《宁浦书事》诗之五曾有“身与杖藜为二，对月和影成三”句，将杖藜和自身来了一个意识的平等，互为依托。志南此诗更绝，杖藜在他意识中已远没有了“我扶”之作用，也没有“互扶”之作用，倒是反过来了，是“杖藜扶我”，诗僧自己成了不是杖藜的的杖藜，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志南此说才正合常道。在平常人看来，拐杖是人扶着走路的，可正是靠人扶，拐杖才成为拐杖，如没有了人，拐杖何以得立，人可以不扶杖，但杖必须得扶人。因此，不是人扶杖藜，而是杖藜扶人，自然便是“杖藜扶我过桥东”了。禅者的观物方式，表面看去有悖逻辑和常理，但正是这种反常，才构成了诗的奇趣，最终又归合常道。这其中，是深契事理的，只不过是比常人更深入一层，更有曲折之感。这就是禅家所说的“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的意蕴与真谛。在带著节奏的“笃笃”声中，杖藜扶著诗僧从桥西来到了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两句是说在二月天里，沾人衣服直要潮湿的，是那杏花开时常下的杏花雨；吹人脸面而不觉寒冷的，是那杨柳树中吹来的杨柳风。“杏花雨”是指清明时节杏花盛开，细雨润泽的景象。“欲湿”是似湿未湿，欲扰犹湿，湿而不沾，沾而不淋的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正是杏花雨带给人轻梦一般的惬意和融洽。更兼那使柳丝依依，轻柔和煦，吹在脸上凉美而不寒冷的二月春风，真正构成了一个如诗如梦的境界。人置其中，看如烟杏花，如线杨柳；感如酥细雨，如丝和风，也正如蝉翼纱幕之后，欣赏明眸流睇之美，表达了对大自然的一种特殊感情。

最后，把常人的境界诗体化，形成了有我之意境与无我之意境的结合，产生了一种通透而又酣畅淋漓的美感。宋人论僧诗，“无蔬笋气”似乎是最高境界。他们认为僧诗要具清拨之韵，有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看来志南此诗颇合标准，才赢得凡事讲究标准的朱熹的称赞。实际上，有无“蔬笋气”并不见得是论僧诗的最高标准。僧也罢，俗也罢，在诗之真谛上并没有截然界限，“真诗人必不失僧侣心，真僧侣亦必有诗人心。”（钱钟书《谈艺录》八八引法国白瑞蒙《诗醇》语）志南此诗被人称赏，主要还是於平常景物中写出了一种诗趣，或是禅趣。那种桥东桥西的不同境界，那种“枝藜扶我”的反常合道，那种杏花雨、杨柳风的柔美清丽，既是平常的，又是满含诗味的。诚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平常非即惯常。譬如人莫不饮食，而知味者则鲜。凝神忘我而自觉，则未忘我也；及事过境迁，亡逋莫追，勉强揣摩，十不得一。微茫渺忽，言语道穷，故每行而不能知，知而不能言，不知其然而然。”同是平常景，不同的人便会有不同的“言”，取得不同的审美收获。成佛成魔一念间，志南留下一首好诗，正是他桥东到桥西知其然而然的缘故。终于说完了，意思其实就是：乘小船沿溪水而来，我扶杖东行，一路红杏灼灼，绿柳翩翩，细雨沾衣，似湿而不见湿，和风迎面吹来，杨柳枝随风荡漾，不觉有一丝儿寒意。明朱承爵《存馀堂诗话》：“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音声之外，乃得真味。”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二：“云栖修篁夹道，意境殊胜。”端木蕻良《关山月的艺术》：“画梅花的，很少能闯出林和靖式的梅花品格，总是强调暗香疏影这般意境。”写春天的诗也很多，能写出志南和尚杏花雨杨柳风意境的却也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