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伤情诗句

感伤的诗化表达──白居易《长恨歌》

白居易《长恨歌》因其所包含巨大的意义潜势，致使对它的历史理解和现代诠释异彩纷呈，尤其是其主题之争，千载以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鼎足而三的意见是“讽谕君王说”、“歌颂爱情说”、兼有讽谕与爱情的“双重主题说”。第一种意见“讽谕君王说”的主要证据是陈鸿《长恨歌传》所言“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第二种意见“歌颂爱情说”立足文本分析，结合白居易的感情经历，以现代爱情观念来观照李、杨二人缠绵悱恻、生死不渝的爱情悲剧，认为作者表达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理想和这一爱情理想泯灭后的深沉喟叹。第三种意见“双重主题说”认为作品融讽谕与爱情、集批判与同情于一体，此说力求辩证而不无折衷的企图。

以上三种主要观点，无论偏执一隅还是辩证折衷，都有各自的逻辑起点和立论依据，都从不同视角和层面揭示了《长恨歌》的思想意蕴，甚至达到了黑格尔所说的“片面的深刻”。然而，从文本的开放性和文学的主体性来看，以上诸说的***同缺陷是拘泥于对作品中政治和爱情元素形而下的阐释，缺乏对作者主观体验的深度把握和凸现，因而难以体认作品的情感指归，也难以摆脱各种解释的困境。

笔者试图从寻绎作者的主观体验入手，通过对“感伤”的界定及其情感内核的揭示，认为《长恨歌》作为希代之事与出世之才、多情之人白居易在中唐因缘际会的产物，它熔铸了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时代感伤情调，弥漫着诗人对命运忧伤无奈的感伤气息。作者将这种世俗情感升华为审美情感，完成了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

一、感伤：淡淡的弥散的持久的忧伤无奈

感伤是人类情绪的一种，本质上是一种心境，是人类情感的特殊形态。它既是情绪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又是艺术表现的一种普遍情绪和文学传统。

情绪心理学认为，情绪和情感是主体对客体是否满足其需要的一种心理反映，二者属同一类而不同层次。对人类而言，情绪离不开情感，是情感的具体的生物性表现，而情感是在情绪的稳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存在。作为人类情绪的一种，感伤本质上是一种心境。“心境是一种深入的、比较微弱而持久的情绪状态，……心境具有弥散性，不是关于某一事物的特定体验，而是由一定情境唤起后在一段时间里影响主体对事物的态度的体验。”

从人类情绪体验的强度看，感伤不同于狂喜、愤怒、沮丧、绝望、极度悲伤等强烈的、爆发式的激情，感伤是一种低强度的、淡淡的忧伤无奈，它是内敛而不是外倾的。南宋词人蒋捷《虞美人》是一个生动的标本：“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人生的况味在时间的浸泡中，从馥郁的浓香转向苦涩浑浊而终至清淡透明；心灵在岁月的迁徙辗转中从喜到悲而终至于无奈的一声长叹。人生历练是培育感伤的温床。

从人类情绪体验的广度看，感伤既有空间上的弥散性又有时间上的持久性。我们通常可以体验到，当一个人处在某种心境之中，他往往以同样的情绪状态看待一切事物。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愁肠百结之时，触目生憎；春风得意之际，满眼是春。感伤由一定情境唤起之后，往往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淡淡的向四周扩散的情绪状态。同时，心境往往因事件之重大或事物之重要而更持久，如朝代的更迭、岁月的流逝、繁华的凋敝、美的断送、爱情的埋葬等等，这类事物最容易引起持久的感伤。

从人类情绪体验的表达看，也存在着比较稳定的个体差异。诗人天生多情、禀赋敏感，对同一体验对象，诗人往往能超越普通人的庸常体验，不仅将情绪体验细密而有层次地展开，而且能够在理性的支配下，将各种情绪体验上升到审美体验的高度，使之成为他的内在审美需求并衍化为一种深邃绵长的诗化美感。

感伤是艺术表现的普遍情绪和文学传统，它往往在衰亡的时代得到广泛的表现，从而在艺术的盛衰更迭中形成固有的传统。如十八世纪下半叶欧洲感伤主义遍布艺术的各个领域，形成了继古典主义之后重要的艺术流派，它以病态的感伤和凄美的情调描写自然和人的内心世界，诉说着封建贵族没落的普遍忧伤无奈。在中国文学中，几乎每个衰亡时代都弥漫着感伤情绪，战国末期屈原的《离骚》，东汉末年文人的《古诗十九首》，特别是中晚唐和宋季之词，更主要的抒写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良辰易逝，盛事难再的永恒主题，至于《红楼梦》，更是一声繁华消逝、无力回天的千年浩叹。歌德说：“衰亡时代的艺术重主观。”这说明古今中外文人的思维、情感和艺术表现具有***通性：面对时间的刹那与永恒、空间的咫尺与天涯、灵魂的脆弱与坚强、文明的释放与挤压，文人的感伤油然而生，所以，根本上而言，“感伤起源于艺术家对时间、空间、灵魂和文明的超常的敏感。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大致可以对“感伤”作出这样的阐释：感伤本质上是一种心境，是客观事物不能满足主体需要时的一种负面的主观体验，它表现为一种淡淡的弥散的持久的忧伤无奈，源于人类无法超越生存境遇的生命体验，是艺术表现的一种普遍情绪和文学传统。

二、遇合：希代之事与出世之才、多情之人在中唐的因缘际会

关于《长恨歌》的创作缘起，陈鸿《长恨歌传》作了说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可以说，《长恨歌》是希代之事与出世之才、多情之人在中唐因缘际会的产物。

先说希代之事。李、杨故事，无论作为历史事件还是作为民间传说，对文人来说，无疑都是一个极具诱惑性和挑战性的题材，因为它包孕着巨大的意义潜势和广阔的审美空间。其中最突出的是政治和情爱两大元素，而政治又是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惊天巨变，情爱又是帝王家罕有的、皇帝与妃嫔之间的悲欢离合。其间，更兼有宫闱、权势、美女、死亡、命运、道德、宗教等诸多因子。面对如此有意味的题材，文人想借以表达什么和怎么表达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文人可以选择抨击帝王荒淫、沉溺女色而误国，也可以选择批判女人祸水、媚惑君王而倾国；文人可以选择政治悲剧埋葬了情爱悲剧，也可以选择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总之，政治与情爱元素裂变出的强烈悲剧色彩令人眼花缭乱，当日举国上下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灵魂震颤犹然撞击人心，那么，在战乱的硝烟散尽、美人香消玉殒五十年后，中唐文人有责任也有更多选择从当日坍塌的余波中表达当下的情怀，只不过你必须从政治与情爱坍塌的断壁残垣间寻觅属于你心灵的瓦砾。事实上，自天宝十五年（756）马嵬之变后，李、杨故事与传说就在民间流传，文人也从未停止自己的建构。白居易之前有杜甫，之后有元稹、张祜、李商隐、杜牧等递相“郑笺”、闲话玄宗。但他们或是咏史抒怀，或是鉴戒规讽，要么红颜祸水，要么帝王荒淫。在艺术形式上较多选择传统的律绝与新乐府，艺术形式空间的逼仄难以容纳丰富的文人情怀，因而，艺术的琴弦依然拨弄着不愿也不敢遗忘的政治情愫，变化的艺术包装依然裹挟着那份天崩地裂式的强烈的灵魂震颤。

再说出世之才。白居易是中唐诗坛极富艺术素养、创作力旺盛又富有革新精神的诗人之一。他十六岁即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赢得诗坛前辈顾况亲睐。他一生创作诗歌近三千首，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数量保存最多的一位。其诗享誉海内，流播域外，妇孺皆知，学子竞仿，成为唐诗传播史上一大奇观。他力倡新乐府运动，力举用平易的语言、婉转的音韵和切实的讽谕实现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有力地推动了中唐诗歌革新运动，在李白、杜甫之后，开辟了唐诗的新天地。陈鸿称他“深于诗”是有眼光的。《新唐书·白居易传》曰：“居易敏晤绝人，工文章……贞元中，擢进士、拔萃皆中，补校书郎。”到创作《长恨歌》的元和元年（806）止，白居易在仕途科试上表现了卓异的才识。贞元十六年(800)春29岁进士及第，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艰难科场上，这是少见的。贞元十九年（803）参加吏部书判拔萃科试，通过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四月，又通过了“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制举试，成绩优异，但因言辞径切率真，没能担任理想中近侍皇帝的谏官，而补周至县尉一职，时年白居易35岁，与友相携而游是在冬十二月，心情抑郁落寞隐约可知。

再说多情之人与中唐时世。白居易曾屡次提及自己的多情。如贞元十七年，30岁的他在《祭符离六兄文》中说：“圣人忘情，愚不及情，情之所钟者，唯居易与兄。”开成四年，68岁的他在《不能忘情吟·序》中说：“予非圣达，不能忘情，又不至于不及于情者。”可见多情善感是贯穿他的一生的。后人也屡屡注意到这一点。如清代贺贻孙《诗筏》称白居易“才调风致，自是才人之冠”，清代张宗录《质疑删存》更推崇白乃“最深于情之人”。通过检视白居易一生行事和性情禀赋，考察其诗文创作，我们认为，白居易诗文创作所表现的情感是丰富的，但从总体上看，他的作品呈现出感伤低徊的面貌，缺乏盛唐气象表现出的那种慷慨昂扬、刚健豪迈的浪漫与豪情。这种情调在他的感伤诗和杂律诗中表现最为明显，而恰恰是这两类作品最受欢迎且广为传诵，这说明感伤悲悒的情感是中唐普遍的审美心理需求，而士人群体在这种广泛的审美心理需求推动下，又不断地通过创作来强化、深化、泛化这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取向与创作趋势根植于中唐的艰难时世。我们知道，“安史之乱”使盛唐由繁华绮丽迅疾走向衰败凋敝。藩镇割据，国力衰微，整个时代因为封闭、丧乱、衰败而缺乏盛唐统一帝国时期的那种开放、稳定、生机勃勃的时代氛围。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因时势变迁发生了显著变化。贞元、元和年间的知识分子如元白等，大多出生于天宝末年以后而成长于大历、建中年间，帝国分裂的危险、盛唐精神的召唤、权力集团试图力挽颓势的制度建设让中兴的渴望渐浓，对开元盛世的遐思如同振衰起弱的强心针。但是，知识分子的出路却越来越窄。白居易《与元九书》的一段话透露出一定的历史信息：“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读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又自悲矣！”中唐知识分子汲汲于功名而付出的超常艰辛以及未老先衰、形容憔悴的精神面貌可见一斑。但是，当他们杀开一条血路摸爬滚打出来以后，却发现“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荫子弟，重承恩奖，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虽有铿锵之才，不如啮肥、跃骏马、党与者，虽无所长，得之必快。”科举的积弊、官僚体制难以调节的矛盾、社会种种丑恶与不公平，让普通知识分子由执著、参与走向苦闷彷徨、无奈感伤，所以，“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6）儿女情长取代了英雄情调，闲情逸致取代了建功立业，深沉细腻的感怀取代了阔朗的情思，弥漫在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是试图超越悲剧命运而终归无助与无奈的淡淡忧伤和哀怨，一种永恒的茫然若失的感伤情怀。

具有出世之才的多情之人在中唐因缘际会，是白居易的幸运，也是时代的选择，因而，希代之事在熔铸了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伤的时代精神后，风情万种、绮怨百般地翩然而至，一声对无法超越悲剧命运无奈的深沉感喟弥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