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白居易新乐府诗序的阐释和评议？

过去人们分析白居易新乐府诗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往往着眼于他的诗歌理论和美学思想中的矛盾，如“为君”与“为民”的矛盾，“言志”与“缘情”的矛盾等等。关于这些，前人之述备矣，这里不再

详述。我们试图从时代美学思潮的变迁这一角度，作一些补充，以使对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中唐元和时期，不仅是唐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清人叶燮指出：“贞元、元和时，韩、柳、刘、钱、元、白凿险出奇，为古今诗运关键。后人称诗，胸无成积，谓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后此千百年，无不从是以断。”（《唐百家诗序》）朱庭珍也曾说过：“大历以降，风调渐佳，气格渐损。故昌谷以雄奇胜，元白以平易胜，温李以博丽胜，郊岛以幽峭胜。虽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变者也。”（《筱园诗话》卷一）叶氏所说的“凿险出奇”，朱氏所说的“力求其变”，实际上都是指出中唐诗人多方向的美学探索，指出时代美学思潮发生的重大变迁。中国古代诗歌的许多变化转折，都在中唐发生，如由雅向俗、由情向理、由圆熟向生新、由浑成向刻露，等等。白居易新乐府诗歌的理论与创作，与这一转折变化的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对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作一点深入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传统的标举“风雅比兴”的讽喻诗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尽管白居易也曾说过：“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但他的《秦中吟》十首没有一首是用比兴手法写成，《新乐府》五十首中，也只有《秦吉了》等极少数的几首使用了比兴手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白居易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曾多次谈到他的讽喻诗是“辞质而径”、“言直而切”（《新乐府诗序》），是“意激而言质”（《与元九书》）、“意太切则言激”（《和答诗十首序》）。质直激切，自然就要抛弃那种“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汉郑玄《周礼·春官》注）的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学观，而遵循一种“不用比兴，不事婉隐”$# % & ’!"( ) 的新的创作原则。所以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写作方法，乃是有意为之的一种新的探索，而非偶然现象。应当看到，在时代美学思潮的影响下，新乐府诗歌的作者们开始追求、创造一种能够更直接、更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也更富有战斗精神的新诗体，它不是传统的“风雅比兴”的古调重弹，而是一种“为时为事”的时代新声；它不再把主体精神世界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而是以再现客观生活本身为根本目的。白居易新乐府诗的许多特点，如通俗、浅露、激切、核实等等，都是由此产生、或与此有关的。联系到中唐时期传奇小说的兴起、长篇叙事诗的繁荣、曲子词的出现，以及话本、变文在民间的流传，可以说，这是一股由传统的表现性文学向新兴的再现性文学转移的潮流。如果我们把白居易新乐府诗歌的理论和创作放在这一历史潮流之中来分析，或许我们能够更客观地认识它的得与失，能够对它的优点和缺点作出更准确、更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