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西方古典音乐的几首代表作

普契尼有两部歌剧是采用东方题材的，一个是《图兰朵》，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蝴蝶夫人》，发生在日本的始乱终弃的悲剧。《图兰朵》的传奇故事发生在北京，所以普契尼选用了中国的民间歌曲，但他是如何得到了《茉莉花》的曲调，史料中似乎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记载。总之，一支简单通俗的小曲，到了普契尼的手中，竟然变得如此丰满，使人不得不佩服作曲家高超的技巧和西方古典音乐的表现力。

西方古典音乐中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表现中国题材的，如《图兰朵》、马勒的《大地之歌》和巴尔托克的《神奇的满大人》。第二类是以中国音乐作品为素材的，除了普契尼写了歌剧《图兰朵》，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曲家韦伯还有一部同名的戏剧配乐，其中也直接引用了一个中国曲调。第三类是表现中国风格的，如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中的“中国茶舞”，英国作曲家凯特尔贝的管弦乐小品《中国寺庙花园》。

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西方古典音乐中的“中国现象”，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韦伯的《图兰朵》创作于1809年。德国大诗人席勒翻译了意大利人高兹所作的戏剧《图兰朵》，韦伯为其作了配乐。可见图兰朵这个冷酷无情的中国公主的故事在当时的欧洲已流传甚广。为了营造“中国”气氛，韦伯在序曲、葬礼进行曲和第二幕的进行曲中都使用了中国旋律。其中序曲使用的一个中国曲调，改编自卢梭编辑的《音乐辞典》中的中国古代序曲，五声音阶的旋律与后来插入的外国曲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1943年，亨德米特在美国写了《卡尔·马丽亚·冯·韦伯主题变形曲》，第二乐章的谐谑曲就是建立在上述曲调的基础上的。亨氏完全将韦伯的主题化作了自己的风格，从而创作出一个具有幽默气质的20世纪管弦乐小品。他的“图兰朵谐谑曲”更富有想象力，以钟声和东方打击乐营造出五声音阶的中国小调，并且在中心插部使用了一个玩闹式爵士风格的赋格，使曲子更加自由地发展。

说实话，除了听出亨德米特的变形曲是源自韦伯，我至今还没有从所谓的中国曲调中品出多少“中国味”来。用一句“形似而神不似”来对此论定不知是否恰当。

不过这没什么。要从马勒的《大地之歌》中听出“中国味”来，就更难了。

《大地之歌》是一部规模庞大的带人声的交响曲，而它和中国的联系，也就在人声上。德国诗人汉斯·贝克特把公元八世纪的一些中国古诗加以意译后，结集出版，名为《中国之笛》。中国古诗中的离愁别绪深深感动了马勒，他“中为西用”，将其中署名李白、孟浩然、王维等的几首进一步改写，以此为基调谱曲，分别创作了6个乐章。马勒改写后的诗歌标题为：人生哀愁的饮酒歌，秋日孤客，青春，美人，春日醉翁，告别。他强化了怀旧思乡、悲观厌世的成分，甚至连青春、爱情、春天这样有着蓬勃生机的意象也被注入了“告别”的感伤。而马勒的管弦乐技巧娴熟，除了唱词，声音部分已经没有多少中国的痕迹了。

我喜欢阿尔伯特·W·凯特尔贝，这位名气不大的英国人以富有民族特色的管弦乐小品而名世。有人认为，他的音乐“应该属于无数小型乐队曾经在大饭店和豪华旅馆所演奏的、已经消失的高雅的轻音乐，这些乐队在古典音乐著名作品的改编曲中发现了大量保留曲目”，凯特尔贝因为“专为他的时代的听众写轻古典”而为世人所称道。1912年，年近不惑的凯特尔贝开始创作富有情调的轻古典，留下了大量令人难忘的曲目，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就是《中国寺庙花园》，它的副标题是“东方幻想曲”：阳光下的中国寺庙花园，百花盛开，蜂蝶飞舞，伴随着清晰的木鱼声，僧人们的诵经声阵阵传来——如果说祥和的花园景色使人沉静，那有节奏的木鱼和诵经合唱则更使人入定。

每听到这些作品，我都会想起那句几乎家喻户晓的歌词：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真正到过中国的西方大作曲家们恐怕没有。据我所知，只有《图兰朵》的脚本作者之一希莫尼踏上过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的土地。我想，作曲家们的灵感，应该是来自传说中的神秘，幻想中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