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提供嵇康和阮籍的较为全面的介绍资料？
嵇康,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国侄县(今安徽淮北临涣镇),改姓嵇。("嵇",盖以纪念祖籍会"稽")。“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长乐亭主(一说为曹操孙女,曹林之女;一说为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孙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
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不为谋生，只是随从自己的意愿。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籍、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嵇康作《风入松》，又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
嵇康除以弹奏《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这就是其《琴赋》与《声无哀乐论》。 《琴赋》主要表现了嵇康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 《声无哀乐论》是作者对儒家“音乐治世”思想直接而集中的批判。其中闪烁着嵇康对音乐的真知灼见 。
王戎与嵇康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嵇康还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又善丹青，唐朝时尚有《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可惜现在俱已失佚。
嵇康风度非凡，为一世之标，史有所载：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世说新语·容止》）
●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晋书·嵇康传》）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晋书·嵇康传》）
●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世说新语·容止》引《康别传》）
●康美音气，好容色。（《文选·五君咏》引《嵇康别传》）
也就是说，嵇康身材高大（魏尺无明确换算标准，约在汉尺与晋尺之间，折合约为181.74~191.1），仪容俊美，声音悦耳，文采卓越。虽然不刻意装扮自己，却能通过超脱的气度流露出自然的美感。
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体为多，占一半以上。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体为多，占一半以上。嵇康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又别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仅存10卷本。明代诸本卷数与宋本同，但篇数减少。明本常见的有汪士贤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二十名家集》中)，张溥刻《嵇中散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等等。1924年，鲁迅辑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鲁迅全集》第9 卷中。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除校、注外,还收集了有关嵇康的事迹、评论材料。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生平简介
籍尝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翘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拥彗；邹子处于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今籍无邹、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见采择，无以称当。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余税。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世志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人善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玄远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讥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
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
竦计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挂名秘书阮籍
阮籍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秘书工作者。
阮籍先是在魏国元老重臣太尉蒋济的幕府中任尚书郎，后来曹爽辅政，又召阮籍为参军。曹爽被诛后，大权在握的司马懿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辅政，他们也都先后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尚书郎、参军，从事中郎都是幕府的属官，职责是掌谋画和文翰，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从事参谋文字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阮籍虽然先后任过蒋济、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秘书，但这一职务多半是挂名的，实际上他是不大做具体的秘书工作的，甚至连文书也很少起草。他不过是挂个名，领一份俸禄，以解决生计问题。任用他的人也只是图个虚名，表明他们爱才惜才用才，以笼络人心，也并不指望阮籍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阮籍这个挂名秘书，还是照样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做他的名士。
不做事，却可以拿到一份优厚的俸禄，这看起来是件美事，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美妙。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那些当权人物，为了争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纷纷拉拢名士以壮声威。但他们一失势，名士也就跟着倒霉。“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个时代名士的普遍遭遇。阮籍的名声很高，自然成了各方拉拢的重点对象。为了争得名士的支持，权臣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所以说，阮籍的这些秘书职务，大都是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担任的。
正因为阮籍不情愿担任这些职务，所以一旦有适当的理由，他便推辞不干。他从蒋济、曹爽的幕府中脱身出来，都是以病作借口的。他离开曹爽一年多后，曹爽便在权力角逐中被司马懿杀掉了，同时被杀的曹爽集团成员及家属也有不少。阮籍如果没有及早脱身，这回自然也难免杀身之祸。他何尝不想从司马氏身边离开呢？只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罢了。
但后来他终于寻思到了一个理由，而且一经向司马昭提出，便顺顺当当地得到批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而且那里存有三百斛正宗好酒，于是灵机一动，何不借喝酒的名义，辞掉从事中郎这个僚属职务，去担任那个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呢？这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司马氏集团，但和他们的关系毕竟拉开了一段距离。报告打上去后，他果真如愿以偿。
为了喝酒而要求调动工作，这本来不成其为理由，司马昭为什么偏偏同意了阮籍的这个要求呢？这是事出有因的。原来竹林名士个个饮酒，而阮籍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史书上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以这个借口辞去司马昭的秘书职务，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严格地说，在南北朝以前，像参军这类僚属职务，虽然地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其实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却实实在在是个官名。它是汉武帝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之一，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一直到晋朝，都沿袭设置此官。按理说，这是一个武官，然而从此官开始设置起，就不必为武人，可见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挂名职务。此官虽然也属挂名性质，但因为它确实是个官名，所以现在的一些辞书，在“阮籍”这一条里，就只提他“曾为步兵校尉”，而对他的秘书职务，却一字无涉。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过五个人的私人秘书，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秘书份内的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却实实在在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国差不多要完蛋的时候。
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加司马昭九锡，就加九锡好了，但司马昭却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并且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这可为难了阮籍：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又要得罪司马昭。司马昭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阮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搬家问题。那些溜须拍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自然是考虑他名声高，影响大，哪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满的，何况他本来就不是惯于阿谀奉迎的小人，要他写劝进表，真使他伤透了脑筋。
迫于司马昭的淫威，他不能正面拒绝这件事。他于是故伎重演，像以前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提亲和对付钟会“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那样，天天酗酒，企图再次借醉酒来摆脱纠缠保全自己。但这回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了，因为人家已经逼上门来取稿。无奈，阮籍只好在醉意朦胧中，伏在几案上完成了这篇劝进表。据说，这篇醉后草成的劝进文，竟是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这一年阮籍四十九岁，再过五年，也就是公元263年，五十四岁的阮籍便逝世了。阮籍死后第二年，司马昭称晋王。公元265年，司马昭来不及做皇帝就死了，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因此，晋真正取代魏，是在公元265年。但在不少著作和文章里，或称阮籍是魏末晋初人，或干脆称阮籍是晋朝人，这是不确切的。在《晋书》里，有《阮籍传》，这是事实，但阮籍毕竟不是晋朝人，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像阮籍这种挂名秘书，历史上尚有不少。只有在动乱的封建社会才会产生这种人物，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还有像阮籍这样的挂名秘书；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是多么残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