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文化转向述评|文化转向名词解释
摘 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多元系统论，使得翻译学从一个从属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次学科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视野也得到充分拓展，与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关联起来，并在90年正式形成翻译学的文化转向。本文简要评述了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并对其观点提出反思。
关键词：翻译 文化转向 巴斯内特 勒菲弗尔
纵观二十世纪的翻译学研究，可谓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各学派之间前后相继，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这使得翻译学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蓬勃发展，越发确立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翻译的文化转向，作为近年分贝最高的译学理论，首先由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于1990年明确提出。文化转向的翻译观给长期以来被语言学束缚的翻译学带来新的视野和突破。本文下面将就这一译学流派进行述评。
1 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历史渊源
在20世纪50、60年代，语言学翻译观在翻译研究中占了主导地位，翻译被视为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这类研究者试图用语言学理论（如语义学、符号学、语用学等）来构筑翻译学学科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雅格布森、卡特福得、奈达和纽马克。然而这种语言学翻译观不能较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而且翻译受到不同文化在思维方式、民族心里、表达感情方式等方面差异的影响。（张静，李树春，2006：83）另外，语言学理论的运用，也没有使翻译研究取得像理学各学科和其他人文学科那样丰硕的成果。
从60年代开始，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学者相继发表了一些研究阶级系统和重新审视文化内涵的文章和专著，这标志着文化学的兴起。（Bassnett & Lefevere：1998/2001：130）
到了70年代，以以色列学者佐哈尔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多元系统论，该学派认为“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单个文本的孤立研究被置于文化和文学多系统中”（Munday，2001：109；111）。该观点已经突破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可以看作是文化转向的萌芽，尽管该观点仍旧没有完全摆脱语言学的束缚。后来，兰博特(Lambert)、雷恩(Robyns)认为翻译“less as an interlinguistic process and more as an intracultural activity”(Gentzler，1993：186)，玛丽?斯内尔霍恩比建议把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的研究中来(188)。
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召开的学术会议标志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宣告成立。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继承和发展了多元系统论，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并于1990年，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的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把翻译和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
2 主要代表人物、作品和观点
2.1 巴斯内特
苏珊?巴斯内特是英国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英国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是翻译学文化转向论的领军人物。其代表作有《翻译研究》、《比较文学浅论》，以及与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
在1980年出版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2002第三修订版）一书中，巴斯内特指出翻译研究应该专注于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从而拉开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序幕。巴斯内特关于文化转向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巴斯内特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传统的翻译学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语言内部，而巴斯内特认为，语言学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翻译史研究、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翻译与诗学研究享有同样的重要性，也是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
其次，界定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本领域。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初版中就阐述了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木理念：关注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力图理解操纵文本的复杂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标准决定了译者采用的策略，文本可能以怎样的方式为目的语系统接受。正是这些理念使翻译研究开始从语言学机械的语言分析中解放出来，使翻译学科得到延伸，焕发出新的活力。
再次，促成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在1990年正式明确提出翻译文化转向之后，巴斯内特又继续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这引起了翻译界的巨大关注，众多学者加入其中。之后她又提出，翻译研究既利用语言学方法，又已经超越了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形成，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Bassnett & Lefevere，1998/2001：123-139）。
2.2 勒菲弗尔
勒菲弗尔（1946-1966），原为比利时学者，后移民美国，任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德语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国际著名论文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他的观点和多元系统论以及操控学派有很强的联系（Munday，2001：127）。其著述颇丰，包括：《翻译、历史和文化：原始资料集》、《诗歌翻译：七种策略和一个蓝图》、《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明声的操纵》等。
勒菲弗尔最为主要的观点之一就是翻译是最为明显的一种改写形式（Lefevere，1992：9）。翻译在文学系统中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如批评家、评论家、教师、翻译者自身等；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如当权人士、出版商、政党、学术期刊等等，他们的影响往往来自三个方面因素：经济、地位；主流诗学。（Munday，2001：128-129）.同时他认为，意识形态和诗学***同决定了翻译策略和解决翻译中具体问题的方法。（Lefevere，1992：41）
勒菲弗尔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文学是一个系统，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具有某些特征的成分。而文学系统仅仅是一个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称之为文化。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文化、一个社会，是文学系统存在的环境。文学系统和其他字系统都属于社会系统，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张静，李树春，2006：83）
3 对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反思
翻译学文化转向论无疑给近年的翻译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可以想象，没有文化转向论的兴起，翻译学很有可能还在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框架下徘徊，翻译学的研究成果也将寥寥无几，缺乏新意。然而，翻译学文化转向论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和批评。
争论之一，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将遮蔽翻译的本体研究，导致学科界限模糊，有碍于翻译学科研究范式的建立。翻译学即是翻译学，文化学即是文化学，两者的***同点并不足以使其成为同一门学科。“文化学派没有客观、全面描述翻译的本质。其研究趋向引发了翻译研究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淡化了翻译学建构的本体论范畴，没有找到和明确确立普遍的翻译原理，当然也无法描写和预测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中的各种现象”。（曾文雄，2006：92）我们并不否认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翻译会带来新的视野和成果，但若翻译过分向文化转向，会使刚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樊篱中逃逸出来的翻译学又一头扎进文化学的牢笼。
其次，近年来，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多地将翻译和权利、意识形态、操控、霸权、女权和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使得翻译过多地贴上了政治标签，这同样也削弱了对翻译的本体研究。
总之，在吸收文化转向长处的同时，我们要防止文化翻译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泛化翻译研究，使翻译研究浸没在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研究之中，而丧失翻译独立科学的本体。
参考文献：
［1］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2).
［2］张静，李树春.“文化转向”及其在翻译中的重要性［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4).
［3］Bassnett，Susan &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C］.Shanghai：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2001.
［4］Bassnett，Susan &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8/2001.
［5］Gentzler，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6］Lefevere，André. Translating，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7］Munday，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Routledge，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