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嵇琴阮啸"还是"嵇琴阮箫"?

嵇琴阮啸

看看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会理解得更深刻!

遥远的绝响

作者:余秋雨

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

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如果

不予怀疑,那么我就必须怀疑其他许多时代的许多人物。我曾暗自判断,倘若他们真的存在

过,也不能代表中国。但当我每次面对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汗颜的篇章时,却总想把有

关他们的那些故事告诉异邦朋友。异邦朋友能真正听懂这些故事吗?好像很难.因此也惟有

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却又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这是他们的毛病还是中国的

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连历代语言

学家赠送给它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确实,那

是一阵怪异的风。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魏晋。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

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经习惯也就会带来

安定,安安定定地谈论着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的各种文化现象似乎已成为我们的职业和使

命。有时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再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但真要让我进入一

种震惊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龄,毕竟会却步、迟疑。

半年前与一位研究生闲谈,不期然地谈到了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一脉,我突然向

他提起前人的一种说法:能称得上真风流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这位研究生眼睛一

亮,似深有所悟。我带的研究生,有好几位在报考前就是大学教师,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

后几次见面,魏晋人物就成了一个甩不开的话题。每次谈到,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涌动,但

每次都谈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在书

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音复闻于今。”唐先生

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

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么,干脆让我们稍稍进入一下吧。我在书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轻轻铺开稿纸。没有哪

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谨过。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

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摄、崇拜、窥测、兴奋而变

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

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

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

在,但统制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

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力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

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

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

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奋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

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

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

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曹操总算是个强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

雾,终为土灰”,六十六岁便撒手尘寰。照理,他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曹

丕和曹植,应该可以放心地延续一代代的曹氏基业了,但众所周知,事情刚到曹丕、曹植两

位亲兄弟身上就已经闹得连旁人看了也十分心酸的地步,哪有更多的力量来对付家族外部的

政治对手?没隔多久,司马氏集团战胜了曹氏集团,曹操的功业完全烟飞灰灭。这中间,最

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

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

惨。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

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

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

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

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

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

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

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杀;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

的作者,被杀;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谢灵运,中国

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的横跨千年的第一流诗人,被杀;

范晔,写成了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

…………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

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曾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

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事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帐的兴趣早已索

然。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历来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

这些事情时的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静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低眉躲开的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

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

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

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当年曹操身边曾有一个文才很好、深受信用的书记官叫阮〔王禹〕,生了个儿子叫阮

籍。曹操去世时阮籍正好十岁,因此他注定要面对“后英雄时期”的乱世,目睹那么多鲜血

和头颅了。不幸他又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感,内心会承受多大的磨难,我们无法知道。

我们只知道,阮籍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

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坛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

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的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终于,声声抽

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尽头

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一天,他就这样信马游缰地来到了河南荥阳的广武山,他知道这是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地

方。山上还有古城遗迹,东城屯过项羽,西城屯过刘邦,中间相隔二百步,还流淌着一条广

武涧。涧水汩汩,城基废弛,天风浩荡,落叶满山,阮籍徘徊良久,叹一声:“时无英雄,

使竖子成名!”

他的这声叹息,不知怎么被传到世间。也许那天出行因路途遥远他破例带了个同行者?

或是他自己在何处记录了这个感叹?反正这个感叹成了今后千余年许多既有英雄梦、又有寂

寞感的历史人物的***同心声。直到二十世纪,寂寞的鲁迅还引用过,毛泽东读鲁迅书时发现

了,也写进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鲁迅凭记忆引用,记错了两个字,毛泽东也跟着

错。

遇到的问题是,阮籍的这声叹息,究竟指向着谁?

可能是指刘邦。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原因是他的对手项羽并非真英雄。在一个没

有真英雄的时代,只能让区区小子成名。

也可能是同时指刘邦、项羽。因为他叹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胜”,刘、项无论胜

负都成名了,在他看来,他们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还可能是反过来,他承认刘邦、项羽都是英雄,但他们早已远去,剩下眼前这些小

人徒享虚名。面对着刘、项遗迹,他悲叹着现世的寥落。好像苏东坡就是这样理解的,曾有

一个朋友问他:阮籍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其中“竖子”是指刘邦吗?苏东坡回答

说:“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①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说得通,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比较超拔的态度来对待这句话了。

茫茫九州大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那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

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才如此热闹

的吧?

我相信,广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厌烦尘嚣了。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

大事,在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那应是黄昏时

分吧,离开广武山之后,阮籍的木车在夕阳衰草间越走越慢,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种沉

郁的气流涌向喉头,涌向口腔,他长长一吐,音调浑厚而悠扬。喉音、鼻音翻卷了几圈,最

后把音收在唇齿间,变成一种口哨声飘洒在山风暮霭之间,这口哨声并不尖利,而是婉转而

高亢。

这也算一种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从别人嘴里听到过,好像称之为“啸”。啸不承担

切实的内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

乱世名士。尽情一啸,什么也抓不住,但什么都在里边了。这天阮籍在木车中真正体会到了

啸的厚味,美丽而孤寂的心声在夜气中回翔。

对阮籍来说,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苏门山。苏门山在河南辉县,当时有一位有名的隐士孙

登隐居其间,苏门山因孙登而著名,而孙登也常被人称之为苏门先生。阮籍上山之后,蹲在

孙登面前,询问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声不

吭,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转。

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

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摧

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眯眯地注释着他,说:“再来一

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

定,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阮籍下山了,有点高兴又有点茫然。但刚走到半山腰,一种奇迹发生了。如天乐开奏,

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一种难以想象的音乐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间。阮籍震惊片刻后

立即领悟了,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如此辉煌和圣洁,把自己的啸不知比到哪里去了。但孙

登大师显然不是要与他争胜,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阮籍仰头聆听,直

到啸声结束。然后急步回家,写下了一篇《大人先生传》。

他从孙登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说,“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

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绳墨的

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

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

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们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处世行事了。

平心而论,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险恶,因此,他的奇特举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

政治反抗。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只属于政治范畴,而阮籍似乎执意要在生命形

态和生活方式上闹一番新气象。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是亲眼目睹了,但在他看来,既然没有一方是英雄的行为,他也不

去认真地评判谁是谁非。鲜血的教训,难道一定要用新的鲜血来记述吗?不,他在一批批认

识和不认识的文人名士的新坟丛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极度卑微和极度珍贵,他横下心来

伸出双手,要以生命的名义索回一点自主和自由。他到过广武山和苏门山,看到过废墟听到

过啸声,他已是一个独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们都会说他怪异,但在他眼里,明明生就了一个大活人却象虱子一样活着,才叫真正

的怪异,做了虱子还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异中的怪异。

首先让人感到怪异的,大概是他对官场的态度。对于历代中国人来说,垂涎官场、躲避

官场、整治官场、对抗官场,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给予官场的却是一种游戏般的洒脱,这

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过官职任命,但躲得并不彻底。有时心血来潮,也做做。正巧遇到政权更迭期,

他一躲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种政治远见,其实是误会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

官,他说身体不好隐居在乡间,一年后曹爽倒台,牵连很多名士,他安然无恙;但胜利的司

马昭想与他联姻,每次到他家说亲他都醉着,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联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

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去做官了。阮籍骑着驴到东平之后,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

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

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

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着,即便用一千多年后今天的行政管理学来看也可以说

是抓住了“牛鼻子”,国际间许多现代化企业的办公场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种高透明度的集体

气氛么?但我们的阮籍只是骑在驴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地精简

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做完,仍然骑上那头驴子,回到洛

阳来了。一算,他在东平总***逗留了十余天。

后人说,阮籍一生正儿八经地上班,也就是这十余天。

唐代诗人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

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

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而这对阮籍来说,只是玩

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让无数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

他还想用这种迅捷高效的办法来整治其他许多地方的行政机构吗?在人们的这种疑问

中,他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

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

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在中国古代,官员贪杯的多得很,贪杯误事的也多得

很,但像阮籍这样堂而皇之纯粹是为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把金印作

为敲门砖随手一敲,敲开的却是一个芳香浓郁的酒窖,所谓“魏晋风度”也就从这里飘散出

来了。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

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

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

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

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

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

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

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

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

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

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

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

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

漓尽至。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

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

年守墓,一分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假的地方大

规模地虚假着。正是在这种空气中,阮籍的母亲去世了。

那天他正好和别人在下围棋,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求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

手,非要决个输赢。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要过酒杯,饮酒两斗,然后才放声

大哭,哭的时候,口吐大量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吃肉喝酒,然后才与母亲遗体告

别,此时他早已因悲伤过度而急剧消瘦,见了母亲遗体又放声痛哭,吐血数升,几乎死去。

他完全不拘礼法,在母丧之日喝酒吃肉,但他对于母亲死亡的悲痛之深,又有哪个孝子

比得上呢?这真是千古一理了: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后的内核。

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其他作为一样,只想活得真实和自在。

他的这种做法,有极广泛的社会启迪作用。何况魏晋时期因长年战乱而早已导致礼教日

趋懈弛,由他这样的名人用自己轰传遐迩的行为一点化,足以移风易俗。据《世说新语》所

记,阮籍的这种行为即便是统治者司马昭也乐于容纳。阮籍在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

司马昭主持的一个宴会,宴会间自然免不了又要喝酒吃肉,当场一位叫何曾的官员站起来对

司马昭说:“您一直提倡以孝治国,但今天处于重丧期内的阮籍却坐在这里喝酒吃肉,大违

孝道,理应严惩!”司马昭看了义愤填膺的何曾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没看到阮籍因过度

悲伤而身体虚弱吗?身体虚弱吃点喝点有什么不对?你不能与他同忧,还说些什么!”

魏晋时期的一大好处,是生态和心态的多元。礼教还在流行,而阮籍的行为又被允许,

于是人世间也就显得十分宽阔。记得阮籍守丧期间,有一天朋友裴楷前去吊唁,在阮籍母亲

的灵堂里哭拜,而阮籍却披散着头发坐着,既不起立也不哭拜,只是两眼发直,表情木然。

裴楷吊唁出来后,立即有人对他说:“按照礼法,吊唁时主人先哭拜,客人才跟着哭拜。这

次我看阮籍根本没有哭拜,你为什么独自哭拜?”说这番话的大半是挑拨离间的小人,且不

去管它了,我对裴楷的回答却很欣赏,他说:“阮籍是超乎礼法的人,可以不讲礼法;我还

在礼法之中,所以遵循礼法。”我觉得这位裴楷虽是礼法中人却又颇具魏晋风度。他自己不

圆通却愿意让世界圆通。

既然阮籍如此干脆地扯断了一根根陈旧的世俗经纬而直取人生本义,那么,他当然也不

会受制于人际关系的重负。他是名人,社会上要交结他的人很多,而这些人中间有很大一部

分是以吃食名人为生的:结交名人为的是分享名人,边分享边觊觎,一有风吹草动便告密起

哄、兴风作浪,刹那间把名人围啄得累累伤痕。阮籍身处乱世,在这方面可谓见多识广。他

深知世俗友情的不可靠,因此绝不会被一个似真似幻的朋友圈所迷惑。他要找的人都不在

了,刘邦、项羽只留下一座废城,孙登大师只留下满山长啸,亲爱的母亲已经走了,甚至像

才貌双全的兵家女儿那样可爱的人物,在听说的时候已不在人间。难耐的孤独包围着他,他

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时间长了,阮籍的白眼也就成了一种明确无

误的社会信号,一道自我卫护的心里障壁。但是,当阮籍向外投以白眼的时候,他的内心也

不痛快。他多么希望少翻白眼,能让自己深褐色的瞳仁去诚挚地面对另一对瞳仁!他一直在

寻找,找得非常艰难。在母丧守灵期间,他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由衷地感谢,但感谢也仅止于

感谢而已,人们发现,甚至连官位和社会名声都不低的嵇喜前来吊唁时,闪烁在阮籍眼角里

的,也仍然是一片白色。

人家吊唁他母亲他也白眼相向!这件事很不合情理,嵇喜和随员都有点不悦,回家一

说,被嵇喜的弟弟听到了。这位弟弟听了不觉一惊,支颐一想,猛然憬悟,急速地备了酒、

挟着琴来到灵堂。酒和琴,与吊唁灵堂多么矛盾,但阮籍却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你来了

吗,与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阮籍心中一

热,终于把深褐色的目光浓浓地投向这位青年。

这位青年叫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今后他们将成为终身性的朋友,而后代一切版本的

中国文化史则把他们俩的名字永远地排列在一起,怎么也拆不开。

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与那个已经逝去的英雄时代的关系,比阮籍还要直接。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虽与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

整体人格论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尽管他一生一直钦佩着阮籍。我曾

经多次想过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明白,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

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

他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触目惊心:“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

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

闲。罗宗强教授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说,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

了,很有道理。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

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

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痛饮。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

愿;也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伶仃的隐士们相比,与那些

皓首穷经、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这一点与阮籍堪称伯仲。魏晋时期的士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挺拔

呢?你看严肃的《晋书》写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时都要在他们的容貌上花不少笔墨,写嵇康更

多,说他已达到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山涛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形

容嵇康(叔夜):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现在,这棵岩岩孤松,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铁,强劲的肌肉,愉悦的吆喝,炉火熊熊,

锤声铿锵。难道,这个打铁佬就是千秋相传的《声无哀乐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

论》、《管蔡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和许多美妙诗歌的作者?这铁,

打得真好。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他的好朋友、文学家向秀知道他的

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说起来向秀也是了不得的人

物,文章写得好,精通《庄子》,但他更愿意做一个最忠实的朋友,赶到铁匠铺来当下手,

安然自若。他还曾到山阳帮另一位朋友吕安种菜灌园,吕安也是嵇康的好友。这些朋友,都

信奉回归自然,因此都干着一些体力活,向秀奔东走西地多处照顾,怕朋友们太劳累,怕朋

友们太寂寞。

嵇康与向秀在一起打铁的时候,不喜欢议论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话并不多。唯一的话

题是谈几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吕安,还有山涛。吕安的哥哥吕巽,关系也不错。称得上朋友

的也就是这么五、六个人,他们都十分珍惜。在野朴自然的生态中,他们绝不放弃亲情的慰

藉。这种亲情彼此心照不宣,浓烈到近乎淡泊。

正这么叮叮(口当)(口当)地打铁呢,忽然看到一支华贵的车队从洛阳城里驶来。为

首的是当时朝廷宠信的一个贵公子叫钟会。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钟繇做过魏国太

辅,而钟会本身也博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