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距离的组织》这首诗在写法上与其它诗相比有什么不同?

卞之琳被人们称作最醉心于新诗技巧与形式试验的艺术家。《距离的组织》在时间与空间距离中反复穿梭，交叉运行，构成了浑然一体的组织。

对于意境，中国古代文论多所论及。按说对一篇有意境的作品，中国读者是有眼力看得出来的。但是对《距离的组织》一诗的意境，虽作者在自注中作过提示，论者为什么仍很少论及呢？这不仅因为诗中所写的“悟境”是“意境”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而且因为这首诗的“意境”是“意胜于境”的。其实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写“悟境”的诗并不乏其例。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李白的《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刘禹锡的《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代诗人中，废名三十年代的诗作和冯至的《十四行集》都是写“悟境”的名篇。但就中国诗歌的主流而言，诗人对“意境”的追求仍以对“情境”的描写为多，而较少去写“思境”与“悟境”。影响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就对“思境”与“悟境”的揭示较少，导致了中国“意境”理论的笼统和局限。这是人们对诗歌创作实践中所体现的“悟境”视而不见的原因。至于说到《距离的组织》一诗所写的意境具有“意胜于境”的特点，这是不难理解的。人们着意去探讨这首诗的“意”，而总是忽略了它的“境”，就是这首诗“意胜于境”的反证。“意胜于境”并不是它的艺术缺陷，而是它的重要艺术特征。对于“意境”的差别，王国维曾指出有“以意胜”和“以境胜”的不同，二者在艺术境界上并没有高下之分，决定艺术境界高下的是“意境”的有无与深浅：“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多于境。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物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15]这就说明，“以意胜”或“以境胜”只是出于不同创作要求而形成的“意境”的不同特征，以意胜者移情入境，“但抒我胸中逸气”，主观精神世界的呈露更具直接性；以境胜者，写境寄情，“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主观感情偏于间接性与含蓄性。中国传统诗文大多走的是“写境寄情”一路，因而人们对“以境胜”的意境更容易作艺术感知，而对“以意胜”的“意境”却往往视而不见，这也是《距离的组织》一诗长期未能被真正解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