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诗社成员涨至百余人是怎么回事？

在武汉大学诗歌朗诵会上，李少君读了他的《珞珈山上的樱花》。30年前，他就曾这样在樱花树下朗诵他写的或别人写的诗，曾是第一个站在珞珈山讲台上开诗歌讲座的学生。

如今，樱花已谢，珞珈山上一片新绿，当初少年也年近五十，现已是位诗人、作家、主编。这几十年间，李少君经历过校园诗歌的盛况，也见过它的落魄，而今也迎来了“转折”——校园诗歌仿佛又热闹了起来，诗歌活动一茬接着一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或围观。

在这热闹之处，校园诗歌兀自哼着高高低低的旋律，回响着时代的声音。

乍暖还寒。

“一下子很多诗人冒了出来。” 诗人肖水在新世纪之初惊讶地发现。

这和当时网络的兴起不无关系。“那时诗歌写作是比较大众的。一个写作者只需在论坛里贴出作品，若是有一定水平，很快就会为人所知、为人推崇，成为知名诗人。他们的文化程度、社会身份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荣光启说。

但相较于网上的热闹，曾负盛名的复旦诗社却庭院寂寂。

“据我所知，2003年时高校诗社几乎都死掉了，当时真正有活动的只有北大和复旦。”肖水回忆，当时的复旦诗社“弥漫着高傲的小资情怀”，也是奄奄一息，“没有任何校园活动”。

2004年，肖水到复旦大学读研，在翻看诗社刊发的诗集时发现，诗社成员中居然只有5个人的名字，包括他的，尽管他之前并没加入过诗社。于是肖水给当时的诗社社长、大一学弟发了条短信，大意是“我来帮你吧”。学弟回复他，“你来做社长吧”。

隔天，学弟就把一个塑料袋扔到了肖水面前，里面只有两件东西：社团管理条例和入社会员资料。“他说 你是社长了 ，于是我就成了社长。”肖水说。

在肖水的努力下，复旦诗社在2005年后渐渐有了些起色。

此时的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主要靠“传帮带”的形式维持，“社里每一届都能出现至少一两位优秀的诗人，即使在我毕业后也是。”2008年入读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诗人王家铭说。

除王家铭，王磊、王琦、韩伯啸、董金超等武汉大学校园诗人也给当时已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的荣光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比同龄人多了一份对人生的关切、对自我生命的审视和思虑。他们的写作倾向智性、抒情，追求技艺，文本多略带晦涩，可以说有一定的 知识分子 特征。这不是他们故意效法什么阵营，而是他们的青春、学识和才气使然。”

在荣光启看来，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诗人，也多少带有此种风格。“我认为这是校园诗歌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对诗艺的某种自觉”。

有诗待和。

前段日子，校园里的玉兰花开得喜人，刘晨阳便即兴写了首《沁园春·咏华中大玉兰》：

是倚香衾，是种霞云，是误梦涯。是粉绡一翦，九重叠碧，唾尘娇鸟，时与人排。是堕璎魂，素娥千队，天遣霓裳试玉骸。盈盈里，是春心枝上，但为君开。

1997年出生的刘晨阳，是华中科技大学物理拔尖班大二学生，也是该校夏雨诗社现任社长，写起旧诗来很是应手，往往一挥而就。用他的话来说，“大概是血脉里有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的传承”。

像刘晨阳这样的校园诗人如今不在少数，他所在的夏雨诗社、复旦诗社等校园诗社一扫曾经的“门庭冷落”，成员已涨至百余人。而校园诗歌节、朗诵会、讲座等活动也引来更多关切的目光。

其中缘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学的需求正在慢慢复苏。而校园中的95后们一般从小学诗，文学素养都比较好，视野更加开阔，起点就很高。另外，他们这一代一方面不会为温饱忧虑，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社会转型变迁中的很多无奈，他们的内心更丰富也更复杂，与内心有对话感的诗歌就容易成为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

午后或夜晚，一群诗歌的孩子在那草坪上天南海北地聊生活，谈诗歌，谈到尽兴处还有人弹唱上一曲，聊不尽兴的话就再接着出去吃夜宵、喝酒……诗人们这种纯粹愉悦的精神交流，以及对自我、对生命的思考，对复旦诗社副社长李金城来说愈加珍贵，毕竟还有好多其他事情等着他去忙，比如学习，活动等。

“拿我自己来说，必须承认，我自己的诗歌教育，在基础上很难比得过更年长的作者，我们这一代和更年轻的人需要更多的毅力和决心将这件事坚持下去。”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90后诗人李琬觉得。

此外，校园诗人成长的重要场域——诗社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诗歌在校园内还较边缘化，诗社缺乏强有力的指导，大环境的贫瘠，以及社内写作传统的式微。”安徽师范大学学生、江南诗社现任社长卢文韬说。

怎么办？荣光启的答案是，加强文学教育和诗歌教育。“我们要告诉人们，文学写作是每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都可能去玩的，因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追求对言说对象的具体性表达，这种 具体性 的出发点和目标都聚焦在感觉、经验和想象的层面。诗歌写作同样如此，在交际性语言中有许多话说不出、不好说，这就需要诗歌写作”。

而关于诗歌教育，臧棣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着手开设诗歌课程。在他看来，“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一辈子摆脱不掉的，培养和语言的关系就很重要。比如你是要写描述性的事物，还是隐喻性的东西，你怎么理解这个世界，这个东西的合理性在哪儿……诗歌不一定有确切的答案，但它是对生命的一种探索，一种觉醒，法律、经济不会告诉你这些，只能从感性的文本世界中获得”。

恰如电影《死亡诗社》中的一位老师基廷（Keating）所说，我们读诗写诗，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爱，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