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霍克思的学术研究

译介《楚辞》

继韦利之后，霍克思又一次系统地译介了“楚辞”。1959年牛津大学出版刊行了他的《楚辞：南方之歌——中国古代诗歌选》，根据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一书的内容，翻译了楚辞18篇，包括王逸断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天问》等，还有宋玉《招魂》、景差《大招》等（实际有些篇目的作者难以确定）。这一译本采取了逐字逐句与自由翻译之间的中间道路。诗句的韵律固然重要，为了精确地传达意义，他不惜为了意义而牺牲韵律。霍克思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疑有助于英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楚辞”的内容与特点。依靠不止一代英国汉学家的努力，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终于以其完整的面貌，出现在英国人民眼前。全书还采用两种注释方式：脚注和尾注。脚注简单扼要，尾注极详，颇有学术价值。如《离骚》“荃不揆余之中情兮”一句里的“荃”，霍克思译为the Fragrant One（芳馨神君）。尾注对此解释说，“这里所用的中文词‘荃’是一种花名……在这一段上下文里，它通常用来比喻诗人的国王，按照大多数注释家的看法，也即楚怀王。”接着他就介绍了“五四”以后这一传统的“政治譬喻说”为“爱情譬喻说”所代替的情况，同时又提出“爱情譬喻说”仍有不足之处，因为《离骚》的绝大多数篇幅都是有政治内容的。最后霍克思又联系《九歌》的用法，审慎地作了保留：“‘荃’这个花名，当作譬喻的符号，我还不是完全有把握……照我的看法，它在这一段里是指诗人的国王，多少尚可存疑。”

就这样，霍克思又对“摄提”、“女媭”、“灵修”、“椒兰”等专名，作出了相当全面的解释与说明。 霍克思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疑有助于英国读者得以更深入地了解楚辞的内容与特点。他以同样的严谨，讨论18篇楚辞的作者问题，并探讨了屈原在汉代受崇敬的原因：“汉代的作家们崇敬他（指屈原）是因为对他们来说，他是为表达自己心愿而殉难的正人君子的典型。”

此本为《楚辞》首次西译，注释或详或简，既适合一般读者，又适合专家和学者的口味。译者采用闻一多等人的研究，对原文做了一些校勘。

人类演进的文化探究

霍克思师承了韦利的巫术文化研究的专长。他在1967年的第十三卷《大亚细亚》杂志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女神的求索》，着重探讨从楚辞向汉赋过渡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楚辞与汉赋***有的巫术文化的内核，是两者嬗递最关键的内在机制。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者都以巫术性的巡游作为重要题材。他举《九歌》的《湘君》一篇为例。《湘君》清晰地描写巫者追求湘水女神的游历，只可能是在祭祀活动中，借用巫术，通过象征性的环境布置与道具而进行的想象性巡游。在汉赋中，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大人赋》、《远游》等，同样写了帝王在众多神灵与灵物的护卫下的巡游。这种巡游，原是巫术法力的显示与证明。

第二，楚辞和汉赋所反映的时空观，都有注重空间位置而忽略时间过程的特点。《湘君》、《离骚》等，只重于列举到达的重要地位。汉赋里，这种从东、南、西、北方位依次描述的手法更加突出。两者***有的“依次列举手法”是巫术常用的。

第三，两者都体现了一定的宇宙观。《远游》描述了一个环行活动的过程，最后到达环行活动的中心，即巫术法力的中心，由此祭祀活动达到高潮。在汉赋里，这种由四个方面及至中央的宇宙模式同样表现得更为突出。

正因为这样，原来主要流传民间的楚辞，能够毫不费力地演变为服务于宫廷的汉赋。显示巫者法术力量并表明巫者与神灵同在的巡游，转而变成了帝王炫耀权力与威风的仪式。霍克思运用文化学和人类学方法，侧重从文化背景与心理模式的角度分析两者的必然联系，是颇有说服力的。他证明了，在巫术文化的***同影响下，通过想象把握空间的宇宙，是这一历史时期文学想象***有的“原型”。

全真剧与道教文化研究

在英国对中国戏剧文学的译介中，霍克思对元杂剧的研究尤其有特色。他撰文介绍了马约瑟翻译的杂剧《赵氏孤儿》及其对欧洲戏剧的影响，并对元杂剧的特殊形式——“全真剧”进行了研究。对于“全真剧”的研究这个课题较少有人论及，方法上它突出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处于超学科研究的前沿。具体地说，霍克思的研究，涉及元代全真剧流行对杂剧创作的影响，以及杂剧作品里曲折反映的全真教祖师的形象及有关宗教传说的形成过程。这是霍克思运用文化学和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另一成功实例。金、元以来，道教盛行，杂剧创作受宗教的影响，在题材上专门有一类剧作描写神仙或真人度化凡众的，一般称为“神仙道化剧”。“全真剧”可谓是“神仙道化剧”中的一个特殊品种。通过有关的研究，霍克思指明了，在全真教形成并流传的过程里，它所施加给元杂剧的影响一方面是相关的宗教题材的产生，另一方面是专门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或术语的移入。但这种移入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或添加了传说与神话的成分，这种现象甚至在史籍中都难以避免。

元杂剧描写全真教祖师的作品，主要有著名剧作家马致远的《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和杨景贤的《马丹阳度脱刘行首》，霍克思的研究就从这两个剧本开始。霍克思对《任风子》的研究，十分讲究文本。第一，他把剧本的曲调与宾白区分开来。第二，注意不同版本的比较。他进一步比较了脉望馆抄本和《元曲选》刻本宾白。两个版本有一段基本相同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马丹阳自叙悟道经过。霍克思引用传记材料指出，马丹阳的悟道归真显然进一步神话化了。但有关马丹阳的三髻发式各不相同的意义解释，留下了历史向传说转变的种种痕迹。霍克思附带指出，甚至《陕西通志》和《周至县志》这样的地方史籍，也掺入了宗教传说的成分。在这里，霍克思实际上揭示了人类普遍***有的“神话情结”。 2009年7月31日，英国著名汉学家、红学家、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最受认可的英译者霍克思，在牛津去世，享年86岁。

霍克思的葬礼8月14日举行。此前一周，其家人通过《泰晤士报》的分类广告栏刊发了出丧公告，而迟至8月26日，方有《卫报》约翰·基廷斯（John　Gittings）撰写的整版讣闻刊出，其中包含大量生动的细节，令人感佩。

霍克思身后遗下太太琼、三个女儿蕾切尔、薇雷蒂和卡洛琳，以及儿子乔纳森。

霍克思再未回过中国。他终生思念北平——那个已消失很久的老城。“我会梦游北京，一如50年前。”他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随后，他一个名字又一个名字，说起了那些不断在梦中复现的街道、城门，以及尘土飞扬的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