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没有几大丑男啊？
中国古代四大丑男——晏婴、左思、包拯、刘墉...
晏婴（？-前500年），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山东高密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
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以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据说晏婴身材不高，其貌不扬。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40余年。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孔丘曾赞曰：“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现存晏婴墓在山东淄博齐都镇永顺村东南约350米。
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王。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
二桃杀三士
战国齐景公时，田开疆帅师征服徐国，有拓疆开边强齐之功；古冶子有斩鼋救主之功；由田开疆推荐的公孙捷有打虎救主之功。三人结为兄弟，自号为“齐邦三杰”。齐景公为奖其功劳，嘉赐“五乘之宾”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三人挟功恃勇，不仅简慢公卿，而且在景公面前也全无礼统。甚至内结党羽，逐渐成为国家安定的隐患。齐相晏婴，即晏子深感忧虑，想除掉，又担心景公不允许，反结怨于三人。
一天，鲁齐结好，齐景公宴请鲁昭公。酒至半酣，晏子奏请开园取金桃为两国结盟祝贺。景公准奏后，晏子引园吏亲自监摘。摘得六个金桃，“其大如碗，其赤如炭，香气扑鼻”。依礼，齐 鲁二国 君各享一个，齐鲁二国相各享一个。盘中尚剩两个，晏子奏请赏给臣下功深劳重的人，以表彰其贤能。齐景公让诸臣自我荐功，由晏子评功赐桃。
公孙捷和古冶子因救主之功而自荐。二人一自荐功劳，晏子就肯定了二人的功劳，并即刻将两桃分别赐给了这两人。田开疆以开疆拓边有功而自荐。晏子评定田开疆功劳为最大，但桃已赐完，说只能等到来年桃熟，再行奖赏。齐景公说他自荐得迟，已没有桃子来表彰其大功。田开疆自以为这是一种耻辱，功大反而不能得到桃子，于是挥剑自杀。古冶子和公孙捷相继因功小食桃而感到耻辱也自杀身亡。晏婴就用两个桃子除掉了三人，消除了齐国隐患。
折冲樽俎
春秋中期，诸侯纷立，战乱不息，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为晏婴识破了。
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现在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现在“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婴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出使狗国，故进狗门
晏婴不但在迎接外国使节的时候做到了堂堂正正，而且在出使外国之时，每次也能态度决然，随机应变，不辱使命。
春秋末期，诸侯均畏惧楚国的强大，小国前来朝拜，大国不敢不与之结盟，楚国简直成了诸侯国中的霸主，齐相国晏婴，奉齐景公之命出使楚国。楚灵王听说齐使为相国晏婴后，对左右说：“晏平仲身高不足五尺，但是却以贤名闻于诸侯，寡人以为楚强齐弱，应该好好羞辱齐国一番，以扬楚国之威，如何？”太宰一旁言道：“晏平仲善于应对问答，一件事不足以使其受辱，必须如此这般方可。”楚王大悦，依计而行。
晏婴身着朝衣，乘车来到了楚国都城东门，见城门未开，便命人唤门，守门人早已得了太宰的吩咐。指着旁边的小门说：“相国还是从这狗洞中进出吧！这洞口宽敞有余，足够您出入，又何必费事打开城门从门而入呢？”晏婴听罢，笑了一笑，言道：“这可是狗进出的门，又不是人进出的门，出使狗国的人从狗门出入，出使人国的人从人门出入，我不知道自己是来到了人国呢，还是狗国呢？我想楚国不会是一个狗国吧！”守门之人将晏婴的话传给了楚灵王，楚灵王听罢，沉思了一会儿，才无可奈何的吩咐打开城门，让晏婴堂堂正正地进入了楚都。
霸业因时而兴
晏相国来到了馆舍，楚国大臣为他洗尘接风，席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楚国下大夫首先发言道：“齐自太公封国建邦以来，煮盐垦田，富甲一方、兵甲数万，足可以与楚匹敌。为什么自齐桓公称霸中原之后，昙花一现，再不能领袖诸侯了呢？以齐国国土之宽广，人口之众多，国家之富庶，加上晏相国您的才智，怎么就不能再崛起中原呢？反而向我楚国结盟，这太让人费解了。”晏婴回答：“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先前自周失政于诸侯之后，诸侯连年征战，春秋五霸迭兴，齐国称霸于中原，秦国威振于西戎，楚国称雄于荆蛮之地，这一切固然有人为的因素，可大多数靠的是天意。先前以晋文公的雄才大略，尚且逃亡四方；秦穆公霸于西戎之后，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其死后子孙衰弱，再也难振往日之雄风；就连你们楚国也自楚庄王之后，亦常受吴晋二国的骚扰，困苦不堪。难道只有齐国衰弱不成？今日齐国前来交好结盟，这只是邻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罢了。你作为楚国名臣，本应通晓‘随机应变’这四个字的含义，可怎么却也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呢？”
良臣死社稷，不死昏君
下大夫脸红着退了下来，身旁的上大夫不服气地质问道：“平仲您自以为是随机应变之士，然而齐自内乱以来，齐臣为君死的不可计数，而您作为齐国的世家大族，却不能讨伐叛贼，或弃官明志，或为君王而死，您不觉得羞愧吗？为什么还留恋名誉地位迟迟不肯离去呢？”晏婴正色反驳道：“做大事的人，不必拘泥于小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只知道君主为国家的社稷而死时，作臣子的才应该与之同死，而今先君并非为国家社稷而死，那么我为什么要随随便便从先君而死呢？那些死的人都是愚人，而非忠臣，我虽不才，但又怎能以一死来沽名钓誉呢？况且在国家有变时，我不离去，乃是为了迎立新君，为的是保存齐的宗祖，并非贪图高位呀，假使每个人都离开了朝中，国家大事又有谁来做呢？并且国家内乱，哪一国没有发生过呢？你们楚国不是也有这种事吗？又何必责怪我们呢？”
外貌不足识人
又有人不满地说道：“英雄豪杰，必相貌绝伦，雄伟无比，而今相国您，身高不足五尺，手无缚鸡之力，只是徒逞口舌之利的说客罢了。单单依靠口舌，而没有实际的本领，欺世盗名，不感到可耻吗？”“我听说称锤虽小，能值千斤，舟桨虽长，不免为水浸没，纣王勇武绝伦，不免身死国亡，为什么呢？我承认自己并无出众的本领，愧居相位，却绝不是与您逞口舌之利，只是问有所答罢了。难道我拒不回答吗？那也太无礼了。”
小人出使小国
宴会后，楚灵王接见了晏婴，；楚灵王一见到晏婴，马上问：“齐国是不是很缺乏人才？为什么派你这样一个矮子来出使楚国？”“大王，齐国人多着呢。国都临淄人口百万，每人呼一口气，可以呼气为云，每人淌一滴汗，可以挥汗如雨。行人来往川流不息，摩肩接履，又怎么能没有人才？只是敝国有一个规矩，贤明之人出使贤国，不肖之人出使不肖之国，大人出使大国，小人出使小国，而今我无才无德又最不肖，只好来楚国为使，希望大王原谅。”
桔生淮北则为枳
楚王一时无言以对，正好一对武士押一名犯人从殿前经过，楚王问道：“这个人是哪一国人？所犯何罪？”“齐国人，犯的是盗窃罪。”“晏相国，齐国人有偷东西的毛病吗？”晏婴知道楚王是以此来取笑自己，报刚才之辱，于是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小臣我听说：桔子种在淮水以南称为桔子，甜美无比，而将其移至淮水以北，则变成了枳树，枳树之果，小而酸涩，苦不可食，之所以会有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实在是土地的缘故。现在这个齐国人出生在齐国，并非盗贼，而是一个良民，可是为什么来到楚国，却变成了盗贼呢？这是楚国使他发生了这种变化，齐人之于楚国正如桔子之于淮北，这于齐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楚王默然，良久，叹道：“寡人本来打算让您在今日受辱，哪里想到竟被您嘲笑了，这是寡人的过错，见谅寡人吧！”于是楚王善待晏婴，晏婴圆满完成了使命，回到齐国。晏婴面对着国强而盛气凌人的楚王，毅然予以反击，他昂然不屈，除了维护个人的名声，最终目标还是在保持齐国的声威。
《论语》中说：“出使四方，不辱君命。”晏婴坚守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左思 (约公元250～305年)字太冲，临淄（今山东淄博）人，西晋时著名文学家。他家世业儒学。少时曾学书法鼓琴，皆不成，后来由于父亲的激励,乃发愤勤学。左思貌丑口讷,不好交游,但辞藻壮丽,曾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见《水经注》及《太平御览》）。泰始八年(272)前后，因其妹左□被选入宫,举家迁居洛阳，曾任秘书郎。元康年间，左思参与当时文人集团“二十四友”之游，并为贾谧讲《汉书》。元康末年，贾谧被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后齐王□召为记室督，他辞疾不就。太安二年(303),河间王□部将张方纵暴洛阳，左思移居冀州，数年后病逝。
母早逝，父亲左熹，出身小吏，做过太原相、弋阳太守，后升殿中侍御史。
左思幼时平平，后听父亲对人说他资质远不如其父小时，故发愤苦练，遂成晋代著名文人。
左思出身寒门，虽有大才，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屡不得志，只好在诗中表述自已的抱负和对权贵的蔑视，歌颂隐士的清高。
左思所作琴曲有《招隐》，收入《神奇秘谱》之中，并在解题中引录了他的两首同名诗，此外，《秋月照茅亭》、《山中思友人》也有人认为是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中都贯穿着隐逸思想。
人们常说：自古洛阳出才子。西晋时著名的文学家左思，就是古代文坛上灿若群星的洛阳才子之一。
左思作品旧传有集5卷，今存者仅赋两篇，诗14首。《三都赋》与《咏史》诗是其代表作。
《三都赋》的写作时间，《晋书·左思传》和《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左思别传》的说法很不一致。据今人傅璇琮考证,《三都赋》成于太康元年（280）灭吴之前。此外，今人姜亮夫认为作于291年(《陆平原年谱》),刘文忠认为作年“难以确定”（《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左思》）。左思在序中批评前人作赋“侈言无验，虽丽非经”，提出作赋应“贵依其本”、“宜本其实”。在写作此赋过程中，他曾向到过蜀地的张载请教岷邛之事；又求为秘书郎，以便博览方志群书。因此《三都赋》体制宏大，事类广博。他那种强调征信求实的文学主张虽不免偏激，但也使《三都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状况。《三都赋》问世后，张华赞叹不已,皇甫谧为之作序,张载、刘逵作注；卫权作略解。一时间豪富人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纸贵”。这除了《三都赋》本身的富丽文采及当时文坛重赋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包含了当时朝野上下关心瞩目的内容:进军东吴、统一全国。此赋的写作手法及风格虽与班固的《两都赋》及张衡的《二京赋》相似，但它的思想主题则不是传统的“劝百讽一”。因此《三都赋》在后期大赋中具有重要地位。左思另有一篇抒情小赋《白发赋》,语言朴实、行文幽默、感情含蓄,与《三都赋》完全不同。它采用头发与人对话的寓言体，尖锐地抨击“靡不追荣，贵华贱枯”的社会现实。
左思诗歌代表作品是《咏史》诗8首，见于《文选》。《咏史》自班固以来大抵是一诗咏一事，在客观事实的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而左思的《咏史》错综史实,融会古今，连类引喻，“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沈德潜《古诗源》）。左思早年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心，自认才高志雄，“左眄澄江湘，右□定羌胡”（第1首）,希望有所作为。但是在门阀制度的压抑下，他始终怀才不遇。在《咏史》诗第2首中，他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的艺术形象，深刻地揭露“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合理现象；在第7首中他借咏古代贤士的坎坷遭遇,沉痛地指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对扼杀人才的黑暗现实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笔锋之尖锐，在两晋南北朝是不多见的。《咏史》诗还借咏古人,阐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志向,声称：“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所以梁代评论家钟嵘说左思“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诗品》）。
把深刻的现实内容以巧妙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是《咏史》诗的基本特点。钟嵘说左思“野于陆机”，这是囿于齐梁时尚的偏见，后世评论者多持异议。其实左思并非不“文”。他多用对偶句,但无呆滞之弊;他讲究练字练句而不失自然；他祖述汉魏而不刻板仿古，落落写来,自成大家,像“振衣千仞□,濯足万里流”,“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等都是写得很传神的诗句。《咏史》诗语言朴实，感情充沛，气势雄健，虽然抒发了内心的郁闷苦恼，但没有流露出沮丧颓废的情调，一气贯注的诗篇中回荡着壮志不已的悲凉，很近于建安文学的慷慨任气。所以明清之际王夫之曾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选评》）左思《咏史》诗的这种风格被钟嵘称为“左思风力”。“左思风力”曾对陶渊明发生过影响。左思所创造的“涧底松”这一艺术形象也被南朝范云、初唐王勃借用来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
左思另有《招隐》诗两首，文笔流丽，其中“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很受后人赞赏。《娇女诗》一首，语言朴素，感情真挚，对小女儿的疼爱之情跃然纸上。陶渊明的《责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隐《骄儿诗》等，都受到它的一定影响。此外他还有《杂诗》一首，《悼离赠妹》诗二首。前者风格与《咏史》相近，后者是四言诗，典雅凝重。
左思的作品收录于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逯钦立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左思从小出身贫寒，且相貌丑陋，但他却视荣辱如浮云，看名利为粪土，把精力都用在学习和文学创作上，写出了许多流传至今的名诗佳作。基中，《三都赋》问世后，受到朝野各界热烈赞颂，一时风行洛阳，豪贵之家争相传抄，洛阳市场上的纸价也因而昂贵起来。以后，“洛阳纸贵”便成了著名典故，常用来称誉某些迅速而广泛地传播流行。
左思《三都赋》中的洛阳城，早已被子无情的历史风雨化作一片废墟，而今日的洛阳城，又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相信千年前的左思倘若再生人间，看到今天的洛阳，他一定会有一部更加精美华采的《三都赋》风行洛阳街头，也将会有一段新的关于“洛阳纸贵”的佳话！
包拯--刚正不阿 执法严明
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包青天。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跃于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里。
官场生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 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 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 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柏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 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 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 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 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 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 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 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 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