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人对五柳先生的评价

颜延之（384-456）的《陶征士诔并序》对渊明诗文已有初步品评，指出其思想性格和艺术形式的内在联系：“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真是文如其人，朴素自然，辞达而已矣，绝对无半点矫揉造作，更无任何繁文缛藻；并且揭示陶公创作远承古代“诗言志”的传统：“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性之所至，诗亦随之，我行我素，诗写其心。

沈约（441－513）在《宋书。隐逸传》中为陶渊明立传，使陶渊明进入正史，在传中记载了陶渊明种秫为酒、不为五斗米折腰、解绶去职、归隐田园、不就征召、王弘致酒、颜延之情款、九日坐菊、蓄无弦琴、葛巾漉酒等生平事迹，同时载录了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命子诗》等表达平生情志的代表作品。沈约与陶渊明产生***鸣与默契的是，他内心有深重的世事沧桑、厌倦官场的归隐山林之情，因不能遂愿，所以更加敬仰、钦佩陶渊明的傲岸与特立。并最早指出他为人“其真率如此”。然而，对渊明文学成就视而不见，这自然与当时的文学风尚相关，客观而言，与前人相比，沈约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接受有深化之功劳，无超越之建树。

刘义庆（403-447）《世说新语》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对陶渊明未措一辞；刘勰（约465-532）思深体大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涉及大量作家作品，同样无只言片语提到渊明，皆不免引发后世论者无穷困惑、揣测。钟嵘《诗品》划等次，叙优劣，仅将渊明置之中品，而将灵运划入上品。昭明《文选》仅录陶诗七题八首和《归去来兮辞》一篇，远在灵运诗四十首、延之诗二十首之下。所有这些现象无不反映出其时文坛对偏重形式美的作家作品的推崇和赞赏，对不符合这种潮流的作家作品的贬低与压抑。从对偶精工、辞藻华美、音韵和谐等形文、声角度考察，陶诗风格的确与颜、谢之作大异其趣，成就亦稍逊之；而从真淳质朴、内涵深邃的角度审视，陶公文学成就则远胜颜、谢，不可同日而语矣！随着岁月的流逝，大量经不起历史淘洗的平庸之作逐渐被世人淡忘，陶渊明那永葆青春的诗方才大放奇光异彩，为广大读者普遍公认与传诵，逐渐占据其在中国文学史上早该占据的特殊席位。

陶公诗文， 在宋齐诗坛久遭冷遇，但其时少数有识之士则迥异其趣，对陶诗已开始刮目相看，试加摹拟，跟着陶公唱同一调子，追求风格的近似。刘宋诗人王僧达（423-458）第一个赋《学陶彭泽体》诗，惜原作已佚，所幸鲍照（约414-466）唱和之作《学陶彭泽体》尚存：“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尊酒满，朋旧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琴当户坐，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开篇二句即本之于陶诗《九日闲居》发端“世短意长多，斯人乐久生”之语，其余八句分别杂拟渊明《移居》（之二）、《拟古》（之七）、《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之二）诸篇中有关诗句，生动显示出王、鲍异流俗、别具慧眼，也从侧面说明陶诗对其熏陶之深。鲍照还有几首歌咏田园隐逸的诗，如《答休上人菊》对菊花的赞赏，《观圃人艺植》对农业劳动的肯定，《园中秋散》对隐逸情趣的抒吐，皆可视为对陶公所开创的田园诗体的继承、发展。稍后的江淹（444-505）当其仕途失意、黜放建安吴兴令时，效渊明，寄意读书著文：“山中无事，专与道书为偶。及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与陶公“闲居寡欢”、“辄题数句自娱”的襟怀声息相通；他还曾赋《杂拟诗》三十首中含《拟陶征君田居》诗：“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其摹拟之精巧酷似，几达可以乱真的地步，后来很长时间竟被视为《归园田居》第六首收入《陶集》，连大文豪苏东坡亦被骗过，误而和之。故宋人陈善认为世人拟陶皆在江淹之下：“要知渊明诗，须观江文通《杂体诗》中拟渊明作者，方是逼真”。

在南朝，与渊明同声相应者颇有人在，接受陶作影响的诗文不难探寻。刘义庆《幽明录》中《刘晨阮肇》所叙故事，与《桃花源记》情节多所相通。何逊（？-518）诗“饶贫寒气”（《颜氏家训。文章》），与陶公《泳贫士》之作一脉相承，其《赠诸游旧》诗中“薄伎竟无依”与渊明“孤云独无依”唱着同一调子，而“一涂今未是，万绪昨如非”，更是陶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辞》）的续唱。故后来有将二者比较的：“何逊诗以本色见佳，后之采真者，欲摹之而不及。陶之难摹，难其神也，何之难摹，难其韵也。”（陆时雍〈诗镜总论〉）凶手、何并提，说明两者反映自然美的一致性，而其差别则在陶的自然出自天工，何的自然出于人力。周舍（469-524）接受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响，写有〈还田舍〉一诗：“薄游久已倦，归来多暇日。未凿武陵岩，先开仲长室。松篁日月长，蓬麻岁月密。心存野人处，贵使容我膝。况兹薄暮情，高秋正萧瑟。”“武陵岩”典出《桃花源记》武陵渔人探得的山口；“容我膝”典出《归去来兮辞》中“审容膝之易安”一句。刘峻（462-522）不肯与俗浮沉，归隐志坚，其《始居山营室》诗抒吐隐逸、游仙之趣，与陶公《读山海经》诗旨趣相仿佛；其“田家野老，提壶其至。班荆林下，陈樽置酌，酒酣耳热，屡舞喧呶”（《东阳金华山栖志》）一段记述，简直可视为陶诗“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饮酒》之十四）的改写。吴均（469-520）诗“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赠王桂阳》），其意境源出陶诗“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饮酒》之八）。 南朝诗坛追逐靡丽，竟相“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更多的士子视陶诗为“质直”而加以轻蔑、贬低，使陶诗在北朝的反响转而超过南朝。

北齐祖鸿勋，卒于天宝（550-560）初年，一生仕途坎坷，其仕而复归、隐而复仕的经历与渊明颇为相似，其《与阳休之书》叙归园田居的情趣：“檐下生烟，***霄气而舒卷。园中桃李，杂椿柏而葱茜。时一褰裳涉涧，负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飘飘而将逝，杳然不复自知在天地间矣！若此者久之，乃还所住。孤坐危石，抚琴对水，独咏山阿。举酒望月，听风声以兴思，闻鹤唳以动杯。”题材、句式皆仿陶公，简直可以视为北朝的《归去来兮辞》。由南入北集六朝文学之大成者的诗人庾信（513-581），其《小园赋》刻画自己隐居的小园：“欹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全仿陶公所描绘的田园环境：“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 罗堂前”。颜之推（531-590）诗“愿与浊泥会，思将垢石并，归真山岳下，抱润潜其荣”（《古意》之二），与渊明“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思想一脉相承。

钟嵘（466-518）作为齐梁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其《诗品》品评自汉至梁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的主要作者及其作品，提倡风力，反对玄言诗、声病说，为中国开展系统诗评之祖。《诗品总序》结尾标举二十一位代表诗人及其代表作，对渊明独称“陶公”，表示了与其他诗人不同的特殊敬重。《诗品卷中》对陶诗渊源及其艺术风格首次提出明确而又精辟的见解：“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萧统（501-531），梁代著名文论家，梁武帝长子，未继位而卒，谥昭明，后世称昭明太子。他生前曾招聚文学之士，编篡《文选》三十卷，为“选学”创始人。亿还第一个整理陶潜诗文，编成《陶渊明集》，在较为完整地保存原作、奠定陶学基石上立下不朽功勋。相传其在《陶集》成册后，于渊明逝世百年之际，即梁大通丁未（527）年夏季六月，撰成《陶渊明集序》，向读者积极推荐，为传播陶作、扩大影响想方设法，其用心之良苦，令人肃然起劲。该 序对陶诗与饮酒的关系，首次提出创见：“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对陶作的艺术特征和卓越成就更加推崇：“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横素波而旁流，干表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还对渊明人格深表赞许：“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氵于隆，孰能如此者乎！”赖此《陶集》刊布，可望士庶弃邪归正，天下人心向善，自属想当然的天下奇谈，难免文学万能之讥。他对《闲情赋》的挑剔：“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于此，后世更多驳其非，如宋苏轼就讽其“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但联系昭明曾将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曹植《洛神赋》等写男女之情、描绘女子形貌的作品收入《文选》，以及昭明诗歌创作亦有类似题材等情况来看，他实非绝对排斥艳情之篇，只不过反对过分涂抹两性关系，从传统道德观出发，不愿看到靖节先生的人格和作品有丝毫瑕疵，进而有损于征士的光辉及高大形象。 简文 萧纲（503-551）亦复常以陶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对陶公非常佩服赏识。这些均系因文及人，仰慕殊深。渊明人品为齐梁士子敬重，相当普遍，如昭明叔父萧秀做江州剌史时，得知前任剌史拔陶公曾孙为里司，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由此可见一斑。

阳休之（509-582），北齐诗人，风格典正，时称“能赋能诗阳休之”。他曾经重新编排《陶集》卷次，其自身创作追求藻饰，却不强求于人，对陶公诗文依然颇加赞赏，并给予一定重视，其所撰《陶潜集序录》云：“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诔、传，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录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至亡失，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

王通（584-617），隋代思想家、文论家。年青时曾向朝廷献太平之策，未见用而归乡里，聚徒讲学，时人尊称为“王孔子”，年朝廷多次征召，皆不就。他坚持传统的儒家立场，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论作家作品多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出发，故对陶公其人其文评价不高：“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让为渊明乃旷放不羁之士，其《归去来兮辞》表现出易地避祸的心态。陶公处在晋宋之交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有此心态人们不难理解，但指其《五柳先生传》几乎达到了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极端境界，就未免太过分了责难之意，溢于言表。

王绩（585-644）家境富裕，“酒翁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其景仰渊明，屡见乎辞：“尝爱陶渊明，酌醴焚枯鱼”；“草生元亮径，花暗子云居”。他向往陶公“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幽居，就归隐东皋（今山西河津县境内）著书，并自号“东皋子”，钦慕深情，溢于言表。还仿自号“五柳先生”的渊明，自称“五斗先生”，声言将“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五斗先生传》），进而博得时人赠予的“斗酒学士”的雅称。其《醉后》诗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尝春日》云：“野觞浮郑酌，山酒滤陶巾。但令千日醉，何惜两三春。”也像陶公一样以琴酒自娱。卢照邻（635？-682？）对“南涧泉初冽，东篱菊正芳”的幽居极表钦慕，“还思北窗下，高卧偃羲皇”（《山林休日田家》），期盼有朝一日，走上陶公隐逸之路。孟浩然则是由憧憬渊明之隐逐步走向归田的典型，声称“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侍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朝列，吾慕颖阳真。”（《仲夏归南园寄京邑耆旧》）《高士传》即《莲社高贤传》，内含《陶潜传》。诗人在诗中详尽地倾吐了其思想转变的内外因，通过世途风尘与田园静趣的对比，诗人最后终于抛弃“忠欲侍明主”的希冀，在徜徉山水中找到归宿，在隐居中养真全节，保持人格的独立，这种对高尚情操的追求正是其仰慕陶公的关键所在。他在《九日怀襄阳》中道：“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也像陶公一样，往往采用白描手法，不刻画不雕琢，浑然而就，意境自呈。《寻梅道士》诗中：“彭泽先生柳，山阴道士鹅。我来从所好，停策汉阴多。重以观鱼乐，因之鼓枻歌。崔徐迹未朽，千载揖清波。”很接近陶诗的风格。李商隐以陶公之隐自免：“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自况》），并向往远离尘嚣的悠闲：“谁向刘伶天幕内，更当陶令北窗风”（《假日》），以复返自然为旨归，在穷愁潦倒的苦涩中透露出“君子固穷”的自信和坦然。

王维的思想与人生比较复杂，早年积极进取，在被贬济州、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专政等政治变故的打击之后，他彻底改变了人生观念与理想。但是他并不认同陶渊明的价值观念，因而没有选择归隐田园的生活方式，而是走了“朝隐”之路。然而，王维却在诗歌创作中师宗先贤，用佛禅思想接受、融化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如“松风吹解带”（《酬张少府》）化自陶诗“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和郭主簿》），“墟里上孤烟”辋川闲居赠裴迪秀才》）化自“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明显模仿陶公诗风，体现了平和恬静的创作心情。佛教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是这个世界的真谛。王维责怪陶渊明没有像他那样身心与己脱离，说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然而并没有忘怀社会，他不时地发出忧生忧世之嗟，实际上是用佛教理论来评判陶渊明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儒家提倡‘固穷“”守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推崇人的气节。而道家主张“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存真”“保真”是道家的基本人生观。陶渊明不为功名而折腰、解绶归来，正是儒家“固穷”与道家“保真”两种哲学内涵与文化精神鲜明而典型的体现，然而王维却对此予以质疑和否定，这说明王维所倡言的布仁施义、活国济人、无可无不可，不过是为自己栖身官场来做无力的辩解，并非真正对儒家精神的执著。葛晓音先生从另一角度解释了陶、王价值观念的尖锐冲突：“陶渊明在篡夺和动乱的时代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毕生都在躬耕田园的生活中寻求人生的真谛，并将勤于垄亩的意义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彻底否定现存社会秩序，以坚定自己终身隐逸的意志。……盛唐文人则不同，尽管他们在暂时的挫折中时常产生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和种种怀疑，但时代给他们提供的人生道路是极其明确的。他们对‘明主’始终终抱有幻想，随时等待着更好的出仕机会，从来没有终身坚持隐遁的打算，因而看待生活的态度相当实际。”葛先生的社会学分析清晰地透视了王维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人生观。王维对陶渊明的人格、品德还是认同的：“无才不敢累明时，思向东溪守故篱。岂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早秋山中作》卷五）（摘自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

储光羲(约706--约763)诗：“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夏来菰米饭，秋来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清浅望河汉，低昂看北斗。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田园杂兴》之八）题材、旨趣、句式皆仿《归园田居》。诗人大量使用陶诗的意象：桑 、黍、田园、榆柳、衣食、菊酒、稚子、亲友、日暮、户牖，等等，并化陶诗《庚戌岁九月中西田获早稻》的诗意，抒写田园生活甘醇浓厚的情致：桑树百余株，禾黍三十亩，丰饶自足的庄园；自安自乐，衣食盈余，常与亲友说平生、谈契阔；妻子稚儿也深会世间人情，为亲朋的到来奔走逢迎，菰米饭菊花酒散发着田野的芳香和农人的真诚、热情、纯朴；夕阳的余辉洒落在宁静安乐的田家院落，榆柳的树荫姗姗影动、婆娑可人，一切都显得那般安宁、恬淡、闲适。诗人酒醉夜归，已是更深夜静、凉风动户之际，诗人遥望银河，低数北斗，感悟到宇宙的浩渺、生命的短暂，人生本该这样惬意闲适、及时寻乐，“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酒才真正是生命的灵动之物。这首诗是唐诗中难得的田园佳作，味真、味醇、味正、味厚、味永，足可荡尽灵魂之尘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