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影响
屈原的影响
一、崇高的地位
汉代以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日渐崇高，影响愈加深远。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少不了屈原，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少不了屈原。屈原的伟大，一是他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二是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20多首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据《汉书·艺文志》，从屈原生活的时代起，至西汉末年的300年间，模仿屈原辞赋创作新篇的有66家，771篇，另有杂赋作者12家，133篇。除《楚辞章句》注释的宋玉、景差、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王逸的作品外，紧随其后者有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大人赋》，扬雄《长杨赋》，张衡《思玄赋》，曹植《九愁赋》，阮籍《东平赋》，左思《三都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庚信《哀江南赋》等名篇，继承了屈原创作风格，把楚辞创作发展到新的阶段。
从汉代以来至清朝末年的两千年间，解释《楚辞》的注本虽然很多，但大多亡佚了。流传下来的注本，游国恩认为较有影响者有以下10种，即：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17卷、《楚辞考异》1卷，南宋朱熹《楚辞集注》8卷、《楚辞辩证》2卷，明汪瑗《楚辞集解》8卷、《蒙引》2卷、《考异》1卷，明清之际王夫之《楚辞通释》14卷，钱澄之《楚辞屈诂》不分卷，清林云铭《楚辞灯》4卷，王邦采《离骚汇订》4帙、《屈子杂文笺略》2帙，蒋骥《山带阁注楚辞》6卷、《余记》2卷、《楚辞说韵》l卷，戴震《屈原赋注》10卷、《通释》2卷、附汪梧凤《音义》3卷。中华人民***和国建立后的注本和研究论著更多。
关于屈原作品的评价，王逸说：“屈原之辞，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刘勰说：“故《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利）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李白盛赞“屈平词赋悬日月（屈原的诗歌像高悬在天空的太阳、月亮一样光芒万丈）”。杜甫立志“窃攀屈宋宜方驾（我要努力攀上屈原、宋玉诗词的高峰同他们并驾齐驱）”。北宋邵博说：“《楚辞》文章，屈原一人耳。”苏轼说：“吾文终其身企幕而不能及万一者，推屈子一人耳。”明蒋之翘说：“予读《楚辞》，观其悲壮处，似高渐离击筑，荆卿和歌于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凄婉处，似穷旅相思，当西风夜雨之际，哀蛩（穷）叫湿，残灯照愁；幽奇处，似入山径无人，但闻猩啼蛇啸，木魅山鬼习人语来向人拜；艳逸处，似美人走马，玉鞭珠勒，披锦绣，佩琳琅，对春风唱一曲《杨白华》；仙韵处，似王子晋骑白鹤，驻缑（勾）山最高峰，吹玉笙作凤鸣，挥手谢时人，人皆可望不可到。”清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著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源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古来可语此者，屈大夫以下，数人而且。”王国维说：“大诗歌之出，必须侯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原其人也。”鲁迅先生说：“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于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肯定《史记》史学价值的同时肯定了《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记》具有同等价值的是《离骚》。郭沫若先生对屈原和屈原作品的评价，本书随处可见，下面的这段话更加耐人寻味，道出了屈原及其作品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
历代文人歌颂屈原的文艺作品，大量的诗词之外，小说、戏剧、美术作品都有，以沈亚之《屈原外传》，睢景臣《屈原投江》，陈洪绶《屈子行吟图》，萧云从《离骚图》，门应兆《补绘离骚图》较有影响。当代歌颂屈原的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以郭沫若哈姆雷特式史剧《屈原》为最有名，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公演，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
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以后，屈原研究活动蓬勃兴起，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专门机构研究，从总体的综合性研究到具体的专题研究，关于屈原的生卒年月、身世根底、思想品格、时代特征、政治生涯、诗歌创作等，无不成为研究课题，其火热程度遍及中国，波及全球，使屈原从一个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东方文明古国走向全面开放的西方世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权威的“使者”。
1982年端午节，由湖北省社科院、社科联、文联发起，邀请全国18个省市约120多名屈学专家和作家、艺术家在屈原故乡秭归举行第一次全国性“屈原学术讨论会”。1983年8月、1984年5月分别在辽宁大连和四川成都举行两次全国性“屈学研讨会”。1984年端午节在武汉成立全国第一个屈原研究团体——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后更名学会）。1985年4月在岳阳成立湖南省屈原学会。同年端午节在楚国郢都遗址，今湖北省江陵县召开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姜亮夫教授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另一位楚辞研究专家汤炳正教授当选为会长。至1998年5月，中国屈原学会先后在浙江富阳、湖南汨罗、贵州贵阳、山西临汾、湖北江陵和广东深圳召开了6次年会。除全国性活动外，各省市屈学研究活动也方兴未艾，仅湖北省屈原学会便先后在武汉、黄石、襄阳、恩施、江陵、宜昌等地召开了多次年会，获得多项研究成果。1999年端午节，中国屈原学会再度回到屈原故里秭归、学会会长褚斌杰教授莅会主持，为20世纪的屈原研究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前苏联著名汉学家H·T·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以研究内容为标志区分，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E·A·谢列勃里雅可夫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稻畑耕一郎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土·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首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施奈德的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稻畑耕一郎教授专程来华出席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许多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古代的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
屈原精神作用于古代，也作用于当代。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屈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有人劝他离开楚国。凭他的才华和声望，列国君王都求之不得。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人才的流动具有广泛的市场。许多有识之士在本国得不到重用，便去列国谋求发展。特别是那批以游说为业的纵横家，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耿耿丹心的屈原却是“去国不忍”。他报国未遂，远离楚宫，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愿离开生他养他的故土。屈原精神的伟大，在于他可以出走而坚决不走。“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爱国情怀，在他自身的行为中坚持不渝。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屈原之后，如北宋的杨业，南宋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史可法，南明的夏完淳，清朝的林则徐、邓世昌，到中国***产党的优秀儿女林祥谦、施洋、夏明翰、吉鸿昌、江竹筠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站在他们面前的刽子手吓得发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恨不为国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他们手里越举越高，使他们成为民族的象征，为理想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真的猛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屈原长眠九泉两千多年，居然在20世纪中叶“活”了过来，登上“波音’飘洋过海，潇洒地走进号称文明国度的西方世界，闯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书斋，磁铁般地吸引他们拥抱他、崇拜他、研究他。这是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文化的拓展与延伸，超越时空的世界性传播，所有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
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同波兰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的文学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运动领袖何塞·马蒂一道，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二、人民的怀念
屈原投江以后，楚国百姓难过极了，愤怒极了。时隔不久，楚人南公便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吼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仅在位12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即爆发了陈胜、吴广和项梁两路农民大起义，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使秦朝只在中国统治了15年。项梁起义拥戴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也称楚怀王，建都盱台（江苏省盱眙市东北）。顶梁战死后，他的侄子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继承项梁的事业，企图恢复楚国旧制。然而，历史是不可逆转的。不久爆发了楚汉之争，汉刘邦获胜建立西汉王朝。
屈原在汉朝备受尊重，人民因此更加怀念屈原，关于屈原的传说越来越多，越说越神。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55年），长沙有个名叫区（欧）回的人，大白天忽然看见了三闾大夫屈原，向他诉说着粽子被蛟龙窃走的事，告诉他以后再做粽子，必须怎样包裹。区回把这次奇遇告诉了乡民，乡民们含着泪水，按屈原的吩咐精心制作粽子。这传说后来被梁朝文学家吴均写成一篇志怪小说。收在《续齐谐记》里，原文是：“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沈亚之《屈原外传》引述了这段话。
端午节本是中国古代农家的一个节日。闻一多在《端午考》一文中，认为端午节起源于吴越。吴越人以龙为图腾，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每年五月五日致祭，将粽子和其他祭品投入水中供龙享用，不让龙伤害自己的子孙。吴越人很早以前就有纹身的习俗，身上刺着各式各样的“龙”，挑选纹过身的青年男子去划龙舟，使赛龙舟成为图腾祭礼中一个重要项目，一种带有社会性、宗教性和娱乐性的群体活动。
在南方，夏历五月在节序上届夏收夏种后的小农闲，农家庆祝丰收，调节一下生活，姑娘回娘家探亲，使端午节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西晋周处《风土记》说：“仲夏端午，烹鹜角黍”。鹜即鸭，角黍即粽子，说明江南水乡过端午节的盛况。这风俗一直流传至今，中国南方尤其盛行。
招魂
端午节跟屈原连在一起是一种巧合，因为屈原投江的日子恰恰是端午这天。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把驾舟拯救屈原与端午赛龙舟隐隐约约地联系起来。《隋书·地理志》把这种联系的来龙去脉和活动盛况记得更详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楫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歌乱棹响，喧振水陆，诸郡率然，而南郡尤甚。”
屈原与端午节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屈原的终日与端午巧合；在距今两千年的东汉初期，屈原与端午吃粽子、投粽子联系起来；在距今约1500年的南北朝时期，屈原与赛龙舟联系起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不再信仰图腾崇拜，端午节成为中国民间纪念屈原的一个专用节日，其热度和气氛仅次于春节。不管这种联系有没有内在根源，它反映了人民对屈原的缅怀之情，标志着图腾崇拜、偶像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应该崇拜自己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先驱。闻一多考证了端午节的来源，但他并不反对端午节这天纪念屈原。1942年4月，由中国***产党指导的进步文艺团体“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公演郭沫若历史剧《屈原》，轰动了山城重庆。当年端午节，一大批进步文艺家在重庆聚会，即席赋诗，敦促国民党停止反***，一致抗日。大家一致通过，将端午节这天定为“诗人节”。
新中国建立后，对屈原的纪念活动更加热烈。每年端午节，许多地方都要举行诗会和龙舟竞渡，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也举办龙舟竞赛活动。在中国，龙舟竞渡已经由群众性纪念活动发展为群众体育。近年来，又发展为竞技体育，定期举行全国性龙舟大赛，并逐步向世界范围推广。屈原将登上龙舟再度远涉重洋，誉满全球。
三、屈原故里的纪念方式
屈原诞生在秭归，秭归人民对屈原的缅怀之情重于任何地方，纪念方式胜过任何地方。每年端午节的前几天，西陵峡两岸的千家万户便开始泡糯米，杀鸡鸭，扫庭院，修龙舟，渐渐显露出节日的气氛。端午节那天，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要挂上菖蒲和白艾，有的还挂上蒜头，餐桌上少不了鱼肉和盐鸭蛋，大蒜炒苋菜和雄黄酒，有人还要吃马齿苋。马齿苋又名“长命菜”，清热解毒，包含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少不了粽子。秭归人包粽子有个特殊的讲究，在糯米中间放颗红枣，流传着《粽子歌》，是屈原人格和遭遇的写照：
有棱有角，有心有肝。
一身洁白，半世熬煎。
看龙舟是秭归最大的群众性集会，锣声一响，《招魂曲》一唱，随着“我哥回”的声声呼唤，四乡六里的人民群众便聚到了西陵峡两岸，用泪水和欢声笑语寄托故乡人民对屈原的深情。龙舟竞渡
屈原诞生地有个农民诗社——秭归县三闾骚坛诗社，成立于1982年，每年端午节，诗社在乐平里举行“端午诗会”，继承屈子遗风，有时还邀请县内外诗人赴屈原诞生地举行“端午诗会”。他们的诗词流传国内外。诗社社长谭光沛被接纳为湖北省屈原学会会员，被推荐为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候补代表，他是个地地道道耕耘绿野的泥巴杆子诗人。近20年来，骚坛诗社创作的旧体诗词达2000多首，已出版诗选多集。
屈原故里秭归最具引力的是多处永久性纪念物，特别是屈原祠、庙，唐宋以来有文字记载者达5处，于今留有2处。
屈原祠 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右神策将军王茂元出任归州刺史，喟叹屈原“诞灵是所，庙貌无睹”，便在州城东5里的屈沱建了一座屈原祠。“神像章服，悉遵唐制”，并作了一篇《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这大约是秭归最早的一座屈原祠。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赵顼封屈原为“清烈公”，归州百姓集资在屈沱修了一座“清烈公祠”。祠宇为硬山顶，四合院式，由山门、配房、大殿、后殿组成，建筑面积350平方米，坐坡朝江，面对楚台山。
屈原祠
元泰定初年（公元1324年），归州知州王秃哥不花对清烈公祠进行修葺，拖了很久没有完工，祠宇近乎偏废。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知州密儿哈吗提议再修，并将自己的俸银拿出一部分率先倡导，乡绅富户纷纷赞助，于第三年将新祠建成，密儿哈吗提议改为“清烈公庙”，请湖广儒学提举黄清老作了一篇《清烈公庙记》。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知州孙鹤年，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知州王景阳，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湖北学政凌如焕，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知州王沛膏，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知州李 火斤 相继维修。中华人民***和国建立后，20世纪60年代曾两次维修。后因葛洲坝水利工程的兴建，库区水位升高，1976年7月迁建于秭归县城东3里的向家坪，祠宇占地20.7亩。主体工程于1977年2月动工，1982年6月25日建成，更名“屈原祠”。新祠山门保持清烈公祠原貌，扩大规模，有高17米的牌楼，配房向左右扩展7米。牌楼盖琉璃瓦，一级屋角为鳌鱼，二级为卷龙，三级为草龙，正中脊饰为宝瓶。牌楼正面，中为天明堂，左右为二龙盘柱，中嵌郭沫若题“屈原祠”三字。额枋为襄阳王树人题“孤忠留芳”，门匾为武汉张秀题“光争日月”．祠内塑赵朴初题对联：“大节仰忠贞，气吐虹霓，天问九章歌浩荡；修能明治乱，志存社稷，泽遗万世颂离骚”。整体建筑气势磅礴，耸立在橘树丛中。一级屋脊正中绘以蓝天、红日、大海、波涛，二级屋脊下塑有变形夔龙，三级屋脊下饰飞凤。天明堂下为松鹤延年，两旁为麒麟吐玉书，墙面花边为卷草、汉纹、回纹等。整个彩绘以红、黄、绿、蓝四色调配，相映生辉。东西配房为硬山顶，滚龙脊，饰龙凤图案。是内可供游人题诗作画，品茗小憩。
屈原祠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尊庄严的屈原铜像，矗立在祠院正中的草坪上。基座为花岗石，高2.5米。铜像高3.92米，袍袖周长5米。人物造型为“低头沉思，顶风徐步”，着力刻画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思想境界。形象庄重，主题鲜明。
祠内还陈列着一尊国内今存最早的屈原石雕像，高103厘米。像座一侧有铭文曰：“荆州府归州桐油沱信人曹端福，善同妻朱氏四（子），发心舍造屈原相公一尊，入于白狗峡庙中。永镇四方，保安家犬。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丁酉三月吉旦。同男：田中、执中、秉中、守中立。匠人陈伯伏。”此石像原安放于小青滩屈大夫庙内，当地老人介绍说，曹端福是个船主，带他妻子和四个儿子驾船下宜昌，木船在白狗峡（今兵书宝剑峡）失吉，他全家获救，多亏屈原大夫保佑，于是捐赠了这尊石像。永远寄托着归州百姓对屈原的感情，“家犬”是对他四个儿子的贱称。祠内还建有东西两座碑廓，面积171.5平方米。镌刻着屈原作品与插图，历代名家题咏屈原的诗词。
屈原们内还有一座“屈大夫墓”，是一座衣冠冢。据北宋邵博《闻见后录》：“归州屈沱，屈原故居也。上有屈原祠、墓。”按邵博生活的年代推算，此墓极有可能与北宋清烈公祠同时修建。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归州知州王景阳重修。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湖北学政吴省钦再修。旧墓建在原清烈公祠左侧。新墓建在今屈原词祠后缘，按清代墓室扩建，外形庄严壮观。墓室二进，青石盖瓦，鳌鱼翘角，青狮白象跃然石面。墓门三层，上嵌墓名横额，中为墓志铭，下为拜台。门前四根立柱，八字开扇，两侧镶对联三副，其一为：“泪水沉冤千古遗憾；归山枕岫万世流芳”。拜台正中陈一“寿”字形石香炉，左右石狮雄踞。墓门后为石砌墓圹，有内外二室。内室设红漆楚棺，置于一巨型莲花台上；外室隔墙中有小孔，可以窥见内室“烛光”融融，“香烟”袅袅。墓志铭为：
大夫名平，字曰灵均。太岁在寅，诞生乐平。皇考伯庸，帝高阳之苗裔；始祖屈瑕，以封邑而为姓。
大夫一生，忧国忧民。内举贤能，外御强泰。适张仪入楚，郑袖弄权。大夫罹难，披发行吟。山河破碎，汨罗冤沉。
呜呼！大夫一生，正道直行。逸响伟辞，文苑丰碑；高风亮节，焜焜耀炳燐。怀沙赴渊，鬼哭神惊。传神鱼负尸，归瘗故里，实衣冠之冢，乡里父老之情。
而今水回千里，墓室蒙泽。择地迁葬，永慰忠魂。
公元一九八二年夏吉日立。
屈原庙 屈原诞生地乐平里原有两座屈原庙。一座位于屈原村的香炉坪，明代始建，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重修，后废；一座位于北峰村的界限垭，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归州知州魏国磷建，后废。新建屈原庙位于乐平里北沿降钟山麓，建筑面积264平方米，仿清代民居式建筑复原，小青瓦砖木结构，由山门、配房。大殿组成。庙前立石狮一对，有石阶67步。庙宇依山为两段，硬山顶，猫拱式山脊，青瓦粉墙。彩绘淡雅素净，具民间寺庙风格。新庙于1980年首建于墓岭，1983年迁建降钟山，1984年10月15日落成。“屈原庙”题名为郭沫若1965年手迹，正殿内有屈原塑像，清乾隆以来石碑7块及名人书画。三闾骚坛诗社农民诗人谭光沛、杜青山撰《重修三闾屈原庙记》碑文：
楚三闾大夫屈原，公元前三四0年寅月寅日生于归乡乐平里之香炉坪。
公自幼躬耕勉学，壮而出仕，官居左徒，明“举贤授能”之治，奉“联齐抗秦”之策，身事怀襄，行廉志洁。孰料君王昏聩，奸佞进谗，孤忠见妒，累遭放逐，于公元前二七八年五月五日冤沉汨罗。
公文思高远，辞章瑰丽，著《离骚》等二十余篇，抒忧国之志，哀民生之艰。历朝推尊孤忠，谥号清烈；乡里父老，立祠面祀。人民政府彰公乃中华民族不朽之诗魂，重修屈原庙，以志人民感公之伟烈耳。
公元一九八0年孟秋吉日立。
屈原故里牌坊 位于原秭归县城东迎和门外，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建。重檐木结构，琉璃瓦盖顶。上有郭沫若1965年10月25日题书“屈原故里”。右侧并立巨型石碑两座，题：“楚大夫屈原故里”、“汉昭君王嫱故里”
乐平里牌坊 位于屈原诞生地乐手里的人口处，与屈原庙隔溪相望，建于 1983年1月。水泥结构，四柱三门，高 9米，宽 8米，台基四周有石阶三级，将牌坊平地托起，前后各有石狮一对。牌坊雕塑精美，色彩斑斓，气势雄伟。“乐平里”三字为川南苏原题书。
乐平里牌坊
屈原纪念馆 馆舍于1979年建成，位于屈原祠内。歇山大屋顶，翠绿琉璃瓦，褐色墙壁，风格典雅。馆内有上下展厅，上为“秭归出土文物展览”，下为“屈原生平事迹展览”。1980年2月，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成立，为秭归县文物、博物和名胜古迹的管理机构，接待中外游客的事业单位。
四、屈原遗址与传说 返回顶端
屈原去世后，他的诞生地乐平里和投江处汨罗江，留下许多有关屈原的遗址与传说。乐平里的屈原遗址有：香炉坪、屈原宅基、读书洞、照面并、玉米田、擂鼓台等，汨罗江的屈原遗址有：玉笥山、独醒亭、赏心悦目“濯缨桥、骚坛、屈潭等。有的遗址与传说并存，有的只有遗址没有传说，有的只有传说没有遗址，有的遗址本身就是一个动人的传说。
香炉坪 又名“屈坪”。位于乐平里正南，背负向王寨。坪上是一片月牙形的台地，中间凹进两端凸出，像个剖开的巨型香炉，故名。台地周围种植着片片柑橘树，中间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坪下茂林修竹，响鼓溪在谷底潺潺流淌。坪对面是居高临下，状如卧虎的伏虎山，天山毗连处，一字儿排开三座挺拔奇秀的山峰，与香炉坪遥相呼应，因名“三星捧月”，又名“三星照半月”。相传屈原故居建筑在香炉坪这块钟灵毓秀之地。
屈原宅基 位于香炉坪正中。庚仲雍《荆州记》和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所载“屈平故宅”即指此故墟。
读书洞 又名“洞辟书堂”。位于伏虎山麓的响鼓溪畔。洞室高约2术、宽4米、深3米。上负陡岩，下临清溪。洞口藤萝垂帘，花草馨香。洞中有石案石凳，洞顶有钟乳石，犹如一组倒悬的莲花灯。四周景色静中有动，西侧为响鼓岩，岩顶有圆形石台，传为屈原吟诗处，故名吟诗台。南为响鼓溪，急流飞泻，落入石潭，状如迸雪，声若击鼓。《归州志·山水》载：“州城东北百二十里三闾乡，相传屈原读书洞，遗址尚存。”诗人吴丈蜀《题读书洞》诗：“一洞离尘百仞余，骚人把卷淡云舒。干年谁可知公意，不悔平生错读书。”农民诗人杜青山《步吴丈蜀先生题读书洞原玉》：“古洞专攻十岁余，一腔壮志笔端舒。若非隔世苦吟诵，焉有《离骚》几页书。”农民诗人谭光沛《读书洞》诗：“传闻高洞旧攻书，屈子干年系我思。昔日藜燃明月处，此生管写古风词。琢磨精进山应见，吟咏工夫石有知。敲壁摩苔增感慨，余音仿赋《离骚》时。”
照面井 位于伏虎山腰，由银灰色龙骨石砌成。井口直径80厘米，井深60厘米，井水粼粼如镜，清甜可口，相传为屈原幼年照影梳洗之处，一丝微尘也躲不过“井镜”的明察。井台上立着一块石碑，正中刻着“照面井”三个大字，碑文曰：“预白遐迩人等，此系屈公遗井，特遵神教重新整顿，以后切勿荒，。倘有故违，定遭天谴。此株青树永世勿得砍伐。三闾合坛弟子同修，皇清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立。”
照面井碑石左右长着一株四季长青的青树和一株阔叶浓阴的柞树，像两个威风凛凛的卫士，日夜守卫着屈公遗井，把“神”和“天”搬出来维护屈公遗井，表达了故乡百姓对屈原的景仰之情。井下砌着一堵半径4米，高约5米的半圆形台地，台沿上有石砌雕花栏杆，立着13根立柱。石柱一高一矮，错落有致，高者雕着八棱帽头。石柱中间有12孔，各分三层，上层是四楞方正的条石栏杆，中层是刻着多层图案、花纹的片石栏板，下层是长扇形的枕式栏底，栏杆外是刚劲挺拔、馨香宜人的古松古柏，形如伞盖的排排垂柳，把照面井掩映在伏虎山腰。骚坛社员李盛良《照面并》诗：“并堪照面独称奇，一股清流万古诗。莫道西湖灵隐寺，大夫遗水胜瑶池。”
玉米田 又名“屈田”、“玉米三丘”。位于屈原宅基右侧，相传屈原少年时代曾躬耕于此，又传屈原被放逐之后曾回乡务农，忍辱负重经营三丘稻田。《屈原外传》描述屈原，“蒙谗负讥，遂放而耕，吟《离骚》，依耒号泣于天。时楚大荒，原堕泪处独产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这几丘田里的稻子红梗红穗，乡民们说那是屈原泣血而染，故名“金粳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