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有关于茨维塔耶娃改革俄罗斯诗律学前后的历史背景

现在所谓俄罗斯“白银时代”，亦即沙皇俄国最后时期的文学，很早即为鲁迅所关注，不过当时尚无这个名目。由所撰《〈十二个〉后记》和《〈竖琴〉前记》可知，鲁迅对这一代作家作品不仅熟悉，而且独有心得。《〈竖琴〉前记》所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深得“白银时代”文学神髓，见识出乎后来学者之上；而“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一番话，也道着他这方面的兴趣，大致以十月革命为限，此后承其余绪的流亡文学，似乎就不大留意。当然按现在看法，“白银时代”不只是文学概念，还包括哲学、神学、思想及艺术；鲁迅的视野则基本上限定于文学，其中诗歌虽也关注，重点无疑是在小说。这与他自己身为小说家不无关系。而鲁迅对“白银时代”小说家并非一视同仁，其中安德列耶夫（鲁迅译为安德列夫、安德烈夫或安德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曾经为他所特别喜爱，平生议论颇多。鲁迅与“白银时代”这题目甚大，一时不能尽说；我最感兴趣者，只在他为何专门喜欢这么两位作家（现在看来，他们并非“白银时代”文学成就最大者），而这对理解鲁迅来说，其实至关重要。

1909年3月周氏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其中出自鲁迅之手者，即为安德列耶夫的《谩》与《默》二篇。此后还译有《红笑》，未能付梓，译稿已佚。1921年又翻译了《黯澹的烟霭里》和《书籍》，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一书。鲁迅自己写作小说，极其沉重又极其轻松，后一方面或从果戈理、显克微支和夏目漱石得到启发，前一方面则显然得力于安德列耶夫，所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曾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其实不止是《药》，《呐喊》、《彷徨》中亦多有此种氛围，就连《野草》也说得上是“安德列耶夫式的”。当年在《域外小说集》的“杂识”中，鲁迅讲安氏“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这样的话形容另一位作家也很恰当，就是鲁迅自己。周作人曾经提示，鲁迅喜爱安氏“或者这与爱李长吉有点关系”。我们更可以由此上溯至整个《离骚》一脉；安德列耶夫与鲁迅之间，在某一方向上正有着相似的美学追求。据许钦文回忆，鲁迅曾将安氏的照片，挂在西三条住所“老虎尾巴”墙上，可见心仪非常了。

“白银时代”并非一个文学流派，包含了多种创作倾向，其中譬如蒲宁、库普林等，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安德列耶夫以及阿尔志跋绥夫，则介乎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象征主义之间。鲁迅的兴趣恐怕正在于此。他说：“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这话也可以用来评述鲁迅的某些小说。单单以现实主义来概括鲁迅，未必概括得了。至于鲁迅在为李霁野译安氏剧作《往星中》所撰“内容大略”中说的：“安特来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与其指为批评，不如说是深刻理解更恰当些。

相比之下，鲁迅之于阿尔志跋绥夫，更多契合可能还在思想方面。虽然艺术上的认识，同样透彻：“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像：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幸福〉译者附记》）讲到“肉的气息”，我们也会想到《故事新编》中的《补天》，《野草》中的《复仇》等，尽管不像阿氏笔下那么昭彰。1920年10月鲁迅译就阿氏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一年半后面世，是署以“鲁迅”笔名的第一部著作。此前还译了短篇《幸福》和《医生》，也收入《现代小说译丛》。对于阿氏最出名也最为人所诟病的“写出一个以性欲为第一义的典型人物”的《萨宁》（鲁迅称为《赛宁》），鲁迅显然始终是予以理解的，然而他说：“阿尔志跋绥夫也知道，赛宁只是现代人的一面，于是又写出一个别一面的绥惠略夫来，而更为重要。”（《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后来在《记谈话》中，介绍翻译这书的起因说：“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此文作于1926年该书重版之前，他又说：“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说来鲁迅那一代作家看待翻译，几乎与创作同等重要；所以鲁迅译作，或许对我们已无甚价值，然而对鲁迅，对我们了解和理解鲁迅，其价值却不容忽视。——附带说一句，最早《鲁迅全集》收入译作，实为解人之举。翻译《工人绥惠略夫》，正与鲁迅写作《呐喊》同时；从前引鲁迅的话来看，其中他的寄托，未必亚于《呐喊》。我甚至觉得鲁迅借助《工人绥惠略夫》，说出了某些《呐喊》所未曾说出的话。把这两本书结合起来看，对当时的鲁迅才能有完整印象——他自己写的人物，都是被动于现实社会的；而从阿氏那里，借来一个主动面对现实社会的艺术形象。最后对社会施以无情报复的绥惠略夫，似乎正与鲁迅笔下可怜的阿Q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对照”。

鲁迅说：“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最近我重读一过，觉得说是一本非常可怕的书也不为过。当然鲁迅不就是绥惠略夫，但是其间却有某种***鸣。他在《两地书·四》中曾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鲁迅并不赞同这种举动，却很能理解个中原由。《记谈话》也说：“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然而接着话锋一转：“但中国向来有别一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所以他的态度，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与“否”；在绥惠略夫身上，多少寄寓了鲁迅有关现实社会的看法。

绥惠略夫这形象颇使鲁迅难忘，以后写文章一再提及；所说的一句话，也屡被征引：“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五四以后，理想主义一时甚嚣尘上，鲁迅以其无比冷峻，看出浅薄空泛之处；他与绥惠略夫，或许正在这一点上取得了***鸣罢。这又使我们想起前引鲁迅议论安德列耶夫思想的话。安氏的艺术根植于他的思想；鲁迅喜爱其艺术，肯定也有思想上的依据。或许可以说，作为一个有思想家灵魂的艺术家，鲁迅更接近于安德列耶夫；当这个艺术家置身现实社会之中，他更接近于阿尔志跋绥夫。

鲁迅指出，绥惠略夫“确乎显示出尼采氏的强者的色彩来”，翻译《工人绥惠略夫》之际，他还译了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安德列耶夫与尼采亦颇有相通之处。隐藏在两位“白银时代”作家身后的，正是这同一个人。而鲁迅自己，也曾被称作“中国的尼采”。那么也不妨说，鲁迅是通过这两位小说家——身为小说家，他需要如此——呼吸一点尼采的空气，并且展现给中国读者一点“尼采氏的强者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