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位女诗人

美国自白派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

下雨的樟树 [四, 2005-01-27 12:47]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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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我要使之分外精彩.

普拉斯:《拉扎勒女士》

我想我正在上升/我想我会升腾起来/热气的水珠蒸发了/还有我的爱情

普拉斯：《高烧103度》

按理，我在着重介绍西尔维亚·普拉斯（Sivia pluen）及其诗时，我应该先讲讲将自己的新个性、新内容传授给普拉斯的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洛厄尔以从内到外的独特经验写成的诗，使他的文体彻底地与美国五十年代的文体诀别。他的以惊人的坦白方式揭示诗人内心世界活动的诗集：《生活研究》（1959年出版）是当时许多青年诗人诗风的转折点，更是普拉斯的转折点。此书一经问世，美国的整个诗坛就骚动起来，造就了一大批不同派别的诗人。美国诗，从此走向多元化。正如美国的批评家所说的，美国诗遇到了“马尔萨斯恶梦”。而“自白派”正是鹤立鸡群，风靡美国的。除了他之外，还有诗名震惊美国却在1974年以自杀来迎接死神的普拉斯的好友安尼·塞克斯顿；于1972年因绝望而自尽的约翰·贝里曼，他是与洛厄尔几乎齐名的诗人。他们都是自白派中最有成就的诗人，又都是在创作力最旺盛而且名满全国时自杀的。可是，我的教养太少，我的偏颇，我的理性失控，我容不得提这么多（这种自私只能由我承担）。这里，我只想谈谈死得最年轻的诗人普拉斯。

当艺术世界不再只有政治和宣传，教条和美好，当历史拉开沉重的大门，我们会处在噪音中不知所措。里面过久的黑暗和外面强烈的阳光，让我们暂时失去了视觉。小心谨慎也许是我们国人的特色。除了我们自己过多的惊虚和困惑之外，诗人的精神错乱、自杀、暴力、病态意识、性绝望，已经不再被人们贬为是高压电网内的禁区之物。诗人的悲伤、懦弱、羞怯等等，不再受人诬蔑、讥笑诽谤。艺术更需要实事求是地洞察自己。

当我们谈论文学涉及到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无论我们怎样气喘嘘嘘，褒贬无情，但我们一定不会不想到令当今美国现代派的许多诗人都反感而后仍旧风靡美国文坛的自白派。于是，瘦小清丽的脸容就会浮现眼前——她，就是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

普拉斯的诗歌创作和生命，虽然在美国女权运动发展起来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她的作品已经成为后来女权运动的试金石。她为后来的女权运动者提供了许多有利的借鉴。提起美国的“妇女文学”，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她。她的诗歌展示了人类内心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她基本上是运用自己熟悉的材料——日常生活的东西，来表示悲观绝望和混乱脱节。无论是野蛮情绪、性裸露、自杀意图，一切对她都是那么亲近可爱而不再感到恐惧。在传统文学里，那些认为极其不轨的行为和淫秽的东西，在她的诗中是那样光明正大：“僵冷，死之光！从甜美、纵深的喉管里溢出芬芳”。（《边缘》）这一切，都证明了她所追求的自杀是那样必然，又那样应该合理，从而获得者一种孤特的自杀的“芬芳”，这 “芬芳”结束了诗人深层的孤独和痛苦，证明了她的真实的遭遇赋予她的诗歌一种超乎单纯文学声音的重要意义。

普拉斯是自白派中最年轻最有艺术才华又最早自杀的女诗人。她是一位德国移民的女儿，1932年生于波士顿，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著名的生物学家。她八岁时就开始吐诗、写小说和画油画，少女时代开始发表作品。九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忧郁、痛苦就滋生不止，使她有一种被遗弃的难以忍受的感觉，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难以平息的内疚和落魄感，过早的步入了成人痛苦寂寞的领地。这一切使她产生了难以摆脱的幻觉，她好象要在一定程度上对父亲的死负责（《爸爸》）。小姑娘过早的成熟，给她带来了本来还不应该有的烦恼和思虑。这种不幸的成熟，造就了她特有的诗人的气质。在史密斯女子学校读书期间，她就荣获了学术和文学优秀奖，并在校委会得到了《小姐》杂志的夏季编辑位置。毕业后，获得奖金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于1956年出版处女诗集《巨人》，又名《巨大的雕像》。那时她年仅24岁，但《巨人》因她所表现高超的诗歌技巧而得到广泛的赞扬。只是有机会重温她的诗作时，这本诗集已隐隐约约地暗示出她后来作品中令人惊骇的不平衡现象。在温柔的诗行里，我们能感觉她那时的独特忧郁了，才知她那时的精神生活就已经极不稳定。上中学和大学时，就曾服药过多，多次自杀未遂。在《拉扎勒女士》中，她象给孩子讲童话一样讲给我们听：“我又是一个笑盈盈的女人/年仅三十岁/却有九次想要象猫一样死去。”罗伯特·落厄尔在波士顿大学讲授诗歌时，她偶尔也去听听，但她不是正式学生。落厄尔在她死后由她丈夫特德·休斯（Ted Hughes ）编辑出版的第二本诗集《阿丽尔》作序时回忆说：“我感觉到她的羞怯和个性，从未想到她后来令人震惊而成功的结果。”

在英国读书时，普拉斯认识了青年诗人特德·休斯（1984年为英国最负盛名的桂冠诗人），并同他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按理，年轻的母亲还刚刚开始甜蜜的生活，但普拉斯无法轻而易举地同时信任缪斯、母亲和诗人，这三重角色，妇女特有的不满在她身上表现得更为敏感。在她尖锐的个人声音中，很难体会到她之前的女诗人的集体力量。她从不希望象别的女诗人一样为女人说话，她的诗与别的女诗人的诗大相径庭。她诗的意象不仅仅是家庭生活的意象，（如镜子、烹饪、抚养孩子、纱巾、为家庭成员所干的活诸如此类），而且还只是有限的空间意象（家、疗养院、房间、花园），更为突出的是人类自身的意象（伤疤、血、头发、骨骼、子宫、尸体等），坦率地指出生活中多种病态的人，用病态的利眼洞察病入膏肓却又装作健康快乐并且充满希望样子的社会，用癔病的听觉收听社会的杂音。由于社会的习俗，也由于对孩子真挚的爱，她无法得到写作和思考所必需的空间，这种痛苦造就了普拉斯诗中的主题，她身上的“男性”或“侵略性”精力的表现比一般女诗人更为突出，虽然她很绝望，（从《冬天的树》、《三个女人》和《涉水》中可以感觉出来）。普拉斯的丈夫开始对她很爱，然而也许女诗人独自的悲观情绪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她总认为自己象羔羊一样受丈夫虐待（休斯在六十年代，另有新欢，使普拉斯非常痛苦）。1962年冬天，她和休斯分手了。她又从美国移居英国，但生活已显得更加紧张不安，一种少有的孤寂莫名地纠缠她，好象在呼吸空气中烈性的麻醉剂，痛苦造就她诗的活力。此间，诗却滔滔地从她心灵滑出来。这些诗节奏强烈，意象冷漠，形象有力，又与读者相隔一定距离，不可避免地要用参差的诗行来展示焦灼欣慰的主题，再也见不到她早期诗中温柔的调子，通篇全是由炽热的意象构成的凝炼的诗。这些看似雪片般的诗行，却象冰雹，凶猛地砸向看似碧绿其实全是野草的传统和人类。她将自身的一切都融进了诗的金字塔，在自白派的领地上越飞越高。

普拉斯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每一件意外事故，一点委屈，甚至一次擦伤，墙上的苍蝇，在诗人忧郁多情的眼里，都是毁灭的自白。如她的诗：

挫 伤

色彩向这地方拥来，暗淡的紫色，

躯体的其余全洗干净了，

珍珠的色彩。

在岩石的深渊里，

海洋着迷似地吸着，吸着，

一个空洞，整个海洋的中心，

一个苍蝇的体积，

毁灭的标志，

慢慢从墙上爬下，

心关闭了，

海浪退了，

镜子裹上了尸布。

“暗淡、深渊、空洞、苍蝇、毁灭、关闭、尸布”等等，她格外留恋的灰色意象，她在创作上，越来越偏食了，她为自己的自杀准备了许多嫁妆。在诗的镜子里，再也不会映现更多的东西。普拉斯对其受伤的内心表现，总让人感到格外委屈。诗中分行有力的比喻，最凝炼的句法以及她对诗行的节奏与和谐的关注，她用光学仪器看懂了自己心灵的肌肉组织，并且还要努力对自己的愤怒进行毁灭性的抑制。她鼓舞了其他诗人扩展了他们自己的抒情领域。

自白派中，虽然最有成就的诗人只有四、五位，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是普拉斯的诗，她反复写自己如何追求死亡，醉心于在自我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中发掘混乱，几乎把自白派中的那种悲剧式的自我揭露推倒了极端。在她眼里，自我和世界靠痛苦结合。她最强烈地代表了美国当代诗歌中的自白派倾向。在进行这种略带冒险的独特而成功的内心破坏因素的表达过程中（《拉扎勒女士》），她是一位自杀专家，“死/是一门艺术/所有的东西都如此”，1963年2月11日的清晨，她一头扑进了煤气炉的怀里，再也不愿醒来。对她的这一行为，她的朋友执着认为，普拉斯已部署了下一步，指望在九点钟之后被她的打杂女工发现，但是，令人可惜的是，那天，这位打扫清洁的女工不知什么原因姗姗来迟。当她到来时，普拉斯已经死了。

普拉斯最杰出的诗歌，是在她一生的最后二、三年，更确切地讲是最后五个月写的。她死后，虽然也能逐渐发表一部分诗，但聪明富有天才的休斯（她原来的丈夫），对普拉斯的诗作却格外自私而做出过敏的事情来。普拉斯的一部分诗作，他一直压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八二年才首次发表，他还销毁了她最后的日记，令整个文坛遗憾。这也是诗人休斯的一大天才的行动吧。不过我丝毫也不想贬低休斯的一切。

自从出版《阿丽尔》之后，随后出版了《涉水》、《冬天的树》两本诗集。这虽然扩大了《阿丽尔》的成就，但改变的范围并不可观。正如洛厄尔写的那样，在《阿丽尔》这本诗集中“一切......都是个人的，自白的，感觉得到的，但感情的方式是控制的幻觉，一种狂热的自传......自杀，仇恨父亲，自我憎恨——对于恐怖的快乐似乎没有什么过分的东西。然而这是太过分了：她的艺术不朽正是生命的分裂”。在《高烧103度》中，她认为“带着洗不掉的臭味/爱情，淡淡的烟雾在滚动，从这儿/象伊莎多拉的纱巾把我卷入恐怖。”作者始终没有放弃病态社会的洞察。在她的心中，爱情是那样虚伪和可恶。在《申请人》里，她将自己描绘成候选人，描绘成一种以“玻璃眼睛、假牙、拐杖、背带、钩扣”“橡皮乳房和一个橡皮胯部”组成的自动机器，在这里，爱情的本身是令人沮丧的。我们不得不相信她和休斯的分离是她向真正的爱情迈出的第一步，虽然她一直都没能找到。在一首诗里，月亮“象拖一种黑暗的罪恶一般拖着海洋”，在另一首诗里，月亮“要残忍地拖走我/使我贫瘠/她绚丽的光芒刺伤了我。”至于太阳，“我遭受过落日的暴行/根系已被灼焦。”本来无私的太阳也在欺骗凶吓她。“太阳的泥罨剂引诱我激动”，“太阳把墙上的血污晒干”，太阳变得很自私，也在为病态的社会粉饰太平。虽然她在《晨歌》中也把自己的母爱镶嵌诗中“爱情，驱使你象一块迟钝的金表在走动。”“为你的到来歌唱”，但是，那些铭刻所有读者心中的诗，就象把人们带到一座美丽的城市的火葬场。她把歇斯底里与创作性行为揉为一体，以梦魇般的描写，哥特式的方法表现一个性虐待者的痛苦的追求，《高烧103度》以它显示一位裸体甚似放浪形骸的野女人刻在读者心中：“我的自身分解/老妓女的衬裙——/通往伊甸乐园。”还有她的《分割》，她为切着“我的拇指而不是洋葱”的菜刀而颤抖，并且还以为自己正在走向断头台，猛醒之时才惊喊：“卑鄙的姑娘/裁断拇指”，血淋淋的指头象在立体电影里一样向我们伸来。她是自杀专家，《死亡与商号》：“我不激动/寒霜结成花朵，/露珠凝成星星；/死亡的钟表，/死亡的钟表。//有人，已将它敲响。”在《燃烧的女巫》中：“我要解剖这个时代，/我要嫁给石影里的灰烬，/我的贞操舞动，光明上升到大腿。/我毁灭了/毁灭在这所有的光之罩裙中。”在《边缘》里，她是那样兴奋：“死之光/从甜美，纵深的喉舌里溢出芬芳。”她又会从自己的骨灰中站起来，变成吃人的人，毫无恶心地“将人作为空气来吃”。此外，还有许多诗。如果认为这类诗只描写痛苦和失望，那是不够的，还应加上最后一句：这类诗歌只有到了某种深层的痛苦和失望可以判定是接近生命的尾声的时候，才有这种体验，写出这类诗来。它的内在的感染力正在于这种新奇。

我们知道，在一系列诗中——《蜜蜂相会》、《蜂箱到达》、《蜂刺》、《蜂群》、《过冬》——这位曾写过野蜂论文作者的女儿，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关于异化和死亡的紫梦中，成为蜂王和受害者。这些非同寻常的诗歌在成就上令人赞叹，同时在艺术上令人惊讶。她的诗作，开端相当正规化，然后不慌不忙地逐渐加强力量和浓度。她的许多诗都让我们看到了她已经预见到自己的死亡。但是，这些诗的力量不在于因为我们得知了即将付诸实现的大事，而在于她把日常生活中很简单的素材变成令人不寒而栗的象征，用自我否定的笑声来掩饰绝望。

对普拉斯来说，生活都是多余的，多余的部分既避免不了发疯的体验，也不能和它分开。疯狂即癔病式的疯狂，把它看作是作者对生活荒谬性病态的一个隐喻更为妥当。这种隐喻，我们从她的诗中时时可以感觉到。没有一位当代诗人（至少是她以前）能如此彻底地揭露自我对性虐——性受虐狂，对毁灭自己欣喜的强烈迷恋。她在美国后现代主义的自白派这条小溪中，坦率地将个人隐私、内心创伤、紊乱情绪、自杀愿望和性冲动公诸于众，在散乱的密码中，目睹她血压升高，换气过度的呼吸，从而达到了自白派的目的——“内心和语言上的象征融为一体。”

虽然，自白派也和反学院派、黑山派、垮掉派、具体主义及派别外的离异分子一样，受到许多人的责难，然而正是由于自白派自身的内在的诱惑力而惊醒了后来冷静的诗人和批评家，人们不再头脑发热地评价这类诗了，因为这些诗的精华无不肯定地表达了诗人感情生活的真实性，这种极其罕见而又可贵的真实性，终于被当代人接受了。

近几年来，随着她的过去的丈夫特德．休斯日益公开她的诗作，她在国际上的声望也日渐升高。曾再版七次的诗集《阿丽尔》，获得1982年美国普利策诗歌奖，普拉斯终于成了文坛关注的诗人。虽然，我在这篇短文里为普拉斯及其诗歌作了许多辩护，我这律师不很称职。不过，应该告诉读者的是我既不是普拉斯的朋友也不认识普拉斯，当她离开世界的时候，其实，我的母亲还是一位很害羞的姑娘。现在，对我来讲，她已经是一名历史上的诗人。只是在我有幸接触到她的诗的时候，她的诗引起了我的骚动和兴奋，使我无能为力拒绝对她的诗进行评论而只能暂时避开别人不管。

写完短文，我似乎更加担心，请允许我再加一句：我的这篇短文可能会贬低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作品价值，所以，我只想厚望更多的人能见到她的诗而不是我的这篇评论。

1987年12月10日——25日于浙江金华

2000年7月打印

注：普利策文学奖：她是于1917年由新闻业大老板普利策遗嘱设立，每年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