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与人生
一个诗人和他的诗
一个诗人和他的诗
--纪念诗人徐志摩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今年是诗人徐志摩诞辰一百零五周年及逝世七十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位为诗而生的天才诗人，2001年11月18日，由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海宁市人民政府***同主办的"纪念诗人徐志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徐志摩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隆重举行。***有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志摩的离去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走的时候他没有带走一片云彩，但是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一行行清丽的诗篇和一个浪漫传奇的人生故事。会上，数十位专家学者就志摩的人格结构、志摩诗歌的语言建设、志摩诗歌的意象、志摩与故乡、志摩在其他领域其他地区的贡献和影响等各方面进行了主题发言。现将大会发言及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关于志摩的人格结构
有学者认为：诗人徐志摩是一个不甘寂寞，且永远在追寻新的兴奋热点和新奇活法的人。在他的骨子里，在他人生的词典里，无聊、平庸与缺乏鲜活生命活力的凡夫俗子式的生活是永远地被剔除的，他就是一团鲜红跳蹦的火焰。这样的人生态度反映在他的爱情观中，自然是风景绚烂，奇彩无比，且耐人寻味。但透晰这鲜活蹦跃的生命之火，偶尔也能看到甚至嗅到几缕无奈与阵痛。在对爱的潇洒追求中，在对美的完善中，在对自由的敬仰中，都隐含着毁灭。这是一种无奈的、痛苦的选择。要么平庸，要么轰轰烈烈地去死亡。
有的学者深化了这种观点，认为：志摩短促的人生，如一颗亮艳的流星，划破死寂的夜空，给无望的人们以希望。但在后期，小曼人生态度的颓废，琐碎家务的纠缠，为生计辛劳奔波，一切的过程都使这颗亮艳流星的自身--志摩的人生境遇严重扭曲、降格；先前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情愫和如同"一汪跳着溅着的生命水"的轻灵活性也似乎枯萎；杂芜的思绪、浮躁的人生态度终究渐而销蚀了志摩对美、爱和自由的追求，激扬的勇气、潇洒的人生终究"消沉阴暗"了下来。
有的学者认为：诗人在1926年的精神危机究其原因是他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愈演愈烈，希望表现并摆脱内心苦闷的强大冲动促使他开始了自剖。但这次自剖以后，徐志摩并没有重新确立新理想以及适应现实社会，而是苦苦守着他原来那座岌岌可危的理想之塔。精神上的痛苦化作后期的诗集《猛虎集》和《云游》，其内容趋向空泛平庸，颓废色彩更浓重，形式却过分追求技巧，标志着他的创作出现了危机。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次失败的自剖。
有的学者则用诗化的语言阐发了徐志摩的人格结构：性格的"好动"，甚至"想飞"，是志摩生命本体中最重要的基因；"动"是志摩生命本体中的脉络；"情"则是志摩生命本体中的血液。爱，是志摩生命的养分；美，是志摩生命的支柱；自由，是志摩生命的灵魂，是他作为人的最高秉性所在。
有的学者则认为：徐志摩是一个感情性的诗人，泛爱、关怀是他的本心。当他独自一人面对贫穷而黑暗的世界的时候，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孤独的、寂寞的，他无力挣扎或反抗，他就只有写下同情和批评。徐志摩不同于周作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强调的是个人本位主义，因为他是文学上的思想家；徐志摩也不同于闻一多，闻一多思索的是民族与国家，因为他是文学上的爱国者；徐志摩关注贫民，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因为他是年轻而富有才情的诗人，因为他是唯美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徐志摩。
有的学者认为：志摩并没有悄悄地去了，他和他的诗依然震动人的灵魂。徐志摩虽然受到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但他并不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在中国新诗向现代主义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徐志摩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有的学者则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志摩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但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诗是优美的，但并不崇高。志摩是一个纯粹的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成不了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也不是道德上的完人，而是忠实于自我的人。他在忠实于自我的同时，也具备了绅士风度。
关于志摩诗歌的语言建设
有学者就"徐志摩诗歌的美学追求"发表观点认为：抒写性灵，是诗人徐志摩一生坚持不懈的美学追求。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徐志摩是一位长于抒写心灵，而短于描绘世态的诗人。徐志摩在经历初期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不甚注重形式与技巧之后，较快地把努力的重心转向诗的艺术性方面。他不象有些诗人那样，只在某一侧面进行尝试，而是从整体上着眼，顾及到诗歌艺术的诸多因素，尽可能地将各个方面都做好，以便从整体上实现诗艺的完美。同时作为新月派旗手的徐志摩十分重视诗歌的旋律美。从节奏感方面来看，志摩除了注意音组（也叫音步或顿）的整齐外，还注意韵律的铿锵和平仄的和谐。在韵脚安排上，志摩诗用了西诗常用的偶韵体。追求意象的动态化和意境美。通过情感的驱使，化物体的静态为动态，使其具备一种流动的美感。志摩笔下的意境，是与他的"理想主义"憧憬，与他的诗化生活和主张以及浪漫主义的诗思紧密相连的。诗的凝聚和诗的创造，不似哲学把经验提炼为一句警语，而是将感觉和经验转化为意象的创造意境的营建。
有的学者通过徐志摩改动周灵均《海边的梦》一诗前后的不同对比，认为：志摩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梁实秋早期对诗的音韵问题的看法，同时也证明志摩对闻一多所提倡的"建筑美"的不认同。具体表现在：1.行的长短；2.节的匀称；3.意境的重构与意象的凝练；4.韵脚；5.双声叠韵的应用；6.音尺与音节。并同时认为，虽然志摩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理论，但他把白话文提升到流畅活泼、同时又富有诗性的诗的语言，他的创作实践对中国新诗有极大的贡献。
有的学者认为：志摩诗歌在形式上的探索，是"食洋而化之"。对于格律的运用，志摩是"含自由于规矩，寓规矩于自由"。志摩的诗为化解白话与诗意、规矩与自由、民族性与借鉴西方之间的紧张，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有的学者则从徐志摩汉译哈代《I LOOK INTO MY GLASS》及有关比较中探寻徐志摩与哈代以及泰戈尔、歌德等人的关系。
关于志摩诗歌的意象
有的学者通过对水与相思、水与别离、水与自由等不同意象的考察印证了志摩诗歌是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对西方优秀文化借鉴的产物和结晶。
有的学者进一步阐述道：受西方诗人尤其是对徐志摩影响最大的英国诗人们对流水的表达方式的影响，徐志摩的某些诗作摆脱了古典诗歌借流水表达含蓄、内敛的情感的特点，在感情表达强度和表现方式等方面都有新的创新。与古诗相比，徐志摩诗的形式，包括对流水意象的表达，有了一定的自由性，富于变化，志摩诗歌关于流水意象的叠句和变体叠句运用明显，而且在表述上倾向于简单通俗的口语化。
有的学者从徐志摩的诗歌策略与文化关联出发，进行了阐释：1."完美精神"的实现。徐志摩对于白话新诗的最重要贡献就是诗歌意象的成功产生。A.单纯、至真是徐志摩化合意象的心理基础。B.徐志摩将英国绅士文化的持中均衡、自然和谐的精神作为化合意象的原则。在实现对"完美的精神"的追求过程中，徐志摩不仅对诗歌意象进行成功的化合，此外他创作中的"蕴积"作风也是不容忽视的。2.对"完美形体"的追求。徐志摩在动荡转型期的大中国背景下度过了物质富裕而且相对轻松的少年成长期。他在一种近似世外桃源的家庭氛围中接受了系统的教育，他在少年时期学习兴趣广泛，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都使他发生兴趣，而国学底子自然是很好。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借鉴，找到了最能表现"完美精神"的"完美形体。。
关于志摩与故乡
有的学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徐志摩与家乡海宁的关系做了深刻阐述：一种文化的形成首先取决于这种文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为适应这种环境而形成的生活方式，则又是决定这种文化的个性特色的。由于整个时代大背景和特殊的地域文化，故乡对诗人，意味着一个旧的家庭、逝去的童年、复杂的乡村和记忆里的新月，意味着只能是一个"尘埃里的天堂"，而不可能象康桥一样成为诗人永久的"精神依恋之乡"。康桥是徐志摩的精神依恋之乡，海宁则是徐志摩情感上无法回避的故乡。徐志摩在肉体和精神的分离使他高蹈的创作有了一丝悲剧的成分。康桥的灵性契合了诗人当时的心境，成为抚慰诗人心灵的精神故乡，这是硖石所无法僭越的。但康桥之所以能够成为徐志摩心灵的慰藉却因为它与故乡有着许多的相似。康桥在英国的东南部，濒临着康河，属于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冬暖夏凉，秋冬多雾，多雨日。徐志摩童年人格的形成，基本上有以下因素：一是作为大文化范畴的家庭、亲友、地域等环境因素；另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教育过程。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第二环境，而徐志摩思想情感明显地以出国留学为分水岭，虽然表现出极大的不一致性，但在某些细节上可以看出某些童年经验的沉淀。祖母和母亲对幼年徐志摩的呵护娇宠，使他自幼养成了纵情放任的秉性。私塾中思想传统行为怪异的老师查桐轸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徐志摩的表兄沈叔薇是徐志摩的童年知己。此外，徐志摩家中的一位名叫家麟的佣人也给徐志摩的印象极深。家乡美丽的自然风光也在徐志摩的记忆中流光溢彩。怀念依旧是徐志摩对家乡感情的主流。这些怀念体现在对家庭、亲友和风土的思念中。而他那种有意识的隔阂成为徐志摩生命的悲剧因素，成为解读日后的婚变、父子冲突的某些感情钥匙。
有的学者同样认为：茅盾以阶级意识对徐志摩所作的判断，即使在现在读来，也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这种论断不仅从政治上概括了徐志摩，也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上概括了徐志摩，但他忽视了徐志摩固有的文化背景，即他对家乡田园的依恋。检视徐志摩创作的地域文化特征，是由于"文学的地域文化丰富性，便是表现在它的不平衡上面。"徐志摩身上的地域文化特点由于掩盖在他个人的性格以及从英国带来的绅士风度之中，同时由于江南文化的温文尔雅，使得没有鲜明剧烈地表现出来。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仅仅是"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地域文学色调的浓厚或稀薄的关系"，"我们应当承认文化对文学的渗透性要比政治广泛得多，悠久牢固得多。"我们今天地方文学研究的展开，应该重视这种东西，寻找地域文化和作家作品的重新解读。
关于志摩在其他领域其他地区的影响和贡献
有的学者对徐志摩的戏剧贡献做了阐述：徐志摩的戏剧工作，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一点与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作品鲜少有着直接的关系，但除创作外，徐志摩在台前幕后，为中国新戏剧的发展，着实是作过不少事情的。以《卞昆冈》这一剧本创作的前前后后，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徐志摩在对待新旧戏剧的态度，戏剧理论以及戏剧实践中所写、所思与所做过的事，可以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许多新的启事。
来自台湾的著名诗人向明介绍了徐志摩在台湾的影响：徐志摩和他的诗歌在台湾褒贬不一，直接对他发动批评或予以赞美的都不乏其人。台湾本土诗人林亨泰就认为徐志摩的诗歌太"散文化"。中生代诗评家萧萧则高度评价了徐志摩，他并且说，要认识徐志摩，一定要会背诵《偶然》和《再别康桥》这两首诗。而台湾中生代诗人罗青在1978年编选的《从徐志摩到余光中》诗选中，五十年代以前的前辈诗人只列了俞平伯、徐玉诺、戴望舒、绿原、徐志摩、饶孟侃和沈尹默，其余均为台湾诗人，其推崇之情不言而喻。
来自日本的学者渡边新一则介绍了徐志摩研究在日本的情况：徐志摩的作品中，最早被译为日语并被日本读者阅读的，是刊载于1923年11月4日的87号《北京周报》的《泰戈尔与支那青年》。战前日本翻译的徐志摩作品，还有《谁知道》（1924年11月9日作，收于《志摩的诗》），刊登在日本的《中国文学月报》杂志的第45号上。神谷衡平于1929年出版的《现代中华国语文读本》，收入了徐志摩的散文《话》（收于《落叶》）。与此同时，日本侵略中国建立了伪满洲国后，在大连创办了《满洲评论》杂志。1931年12月5日的《时事通信》这一报道栏目中，登载了《诗人徐志摩的坠落死》这一消息。内容如下：
诗人徐志摩的坠落死
11月19日，一架由南京飞往北京的中国航空公司客机，在济南南部失事，2名机组人员和1名乘客被（当场）烧死。这位乘客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在支那文坛各种流派盛衰起伏的情况下，只有徐志摩一人坚守艺术派的阵地，以其无与伦比的华丽诗文，诉说知识分子的忧愁。诗人留下了《志摩的诗》、《巴黎鳞爪》、《自剖》、《志摩小说集》、〈玛丽玛丽〉等著作，而悄然逝去。徐氏曾留学欧美，与威尔士，萧伯纳大呢感有过交往。民国13年，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执教。此外，他还和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一起发行了〈新月〉杂志。去年，徐氏再度应聘北京大学。这次，他便是为了（到北京大学赴任？）而赶往北京的。徐氏生于浙江海宁，32岁。他的夫人陆小曼女士擅长书画，而且是外交界的著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