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诗歌的关系

我和诗歌的关系总体来说，是一种私人化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种你知道我知道他不知道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一种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不知道，但又不足为外人道的关系。

我和诗歌的关系是相互遇见的关系。诗歌是一种本来存在。无论你写与不写，诗歌就在那里。诗人与诗歌之间只是一种遇见。这种遇见带有某种宗教的性质和意义。或者说，只有具有诗歌慧根的人，才能完成这种遇见。诗歌不是创作，也不是创造，只有诗歌写作和诗歌文本才是创作和创造，诗歌本身不是，诗歌本身就在那里，不需要创作、创造。诗歌的相遇是一种心灵的相遇，在相遇的那一刻，诗歌就已经完成。诗歌文本和诗歌创作，只是通过文字把那一刻的相遇记录下来而已。诗歌文本只是诗歌的画皮。所谓画虎画皮难画骨。因此，作为文本的诗歌，只是我们心灵诗歌的引路人、导航图，带领我们去发现诗歌、抵达诗歌，它让诗歌更近的同时又让诗歌更加遥远。诗歌的迷恋之处就在于，你可以无限接近，却永远达不到。而诗歌与诗人相遇，使诗歌得以呈现，得以显形，得以找到本我，使诗歌得以成为诗歌。

我和诗歌的关系是相互完成的关系。诗歌是另一种世界观。诗歌使我之为我，非我之为非我。我写下诗歌，使诗歌成为了我之诗歌。如果没有诗歌，我将是另一个我。如果没有诗歌，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种人生。诗歌建立了我的价值谱系和精神图腾。从内部开掘了我，发现了我，拓展了我思维的疆界，确立了我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了我与万物的联系。如果我不写诗歌，那些与另一个人相遇的诗歌，将是另一种诗歌。如果我不写诗歌，那些与另一个人相遇的诗歌，将是另外一种诗歌文本，将改变诗歌的文本命运。而我使我之诗歌带上了鲜明的血胎印记，使诗歌有了自己的血肉父母。我笑起来的酒窝，诗歌也有一个；我身上长痣的地方，诗歌也有一颗。

我和诗歌的关系是相互救赎的关系。诗歌伤害了我，同时又不声不响地治愈着我。我害怕诗歌长出白发，就像我害怕自己的妻子长出白发一样。我伤害了诗歌，我使诗歌变得粗糙，我把诗歌从诗歌那里挖掘出来，其实，是让诗歌离开了诗歌，让诗歌走出自己成为了文字的分行。诗歌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世间流浪的孤儿，我活着的时候，没有照看过它们，我死了，也只有纸张养活它们。它的命是它自己的，也是时间和大众交给它的。我和诗歌相濡以沫，互相伤害，又互相安慰；互相惩罚，又互相救赎。我走在诗歌的道路上，就像山羊走在钢丝上，深渊迷人，不能回头，步步惊心，万劫不复。我和诗歌，互相标定了彼此在宇宙中的坐标。诗歌的苍穹，遥远又清晰，危险又美丽。

存在之思的诗化表达

——读杨犁民的《把我用旧的人》

苗族作家杨犁民的散文，偏重于哲学思考，主要是对生命的本体即存在的追问。当这样的哲思在有限的篇幅里以精致的语言加以表述时，其文本就兼容了诗与散文的特性，既是高度个性化的自我言说，又具有超越现实生活感受的精神内蕴。《把我用旧的人》就是这样一组具有文体创新意义的散文诗。

散文写作需要在行文中不断地提起我自己，而诗歌创作是抒情主人公不断地在吟唱中现身。《把我用旧的人》全部的关切就在于“我”。“我”被关切，正是存在主义的思想取向。没有被关切的“我”未必存在，只有意识到自我，人才是存在的。也正因为意识对存在具有超越性，所以，存在先于本质。杨犁民的这组散文诗，自然不是有意地去对某一类存在主义理论加以诗化的阐释，而是他在生存中感受到了生的困惑。存在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并不只是理论家对于人的本质有了发现，而是具有反思能力的人对自我处境的认知与审察。现代诗人更富于内省精神，在他们的内在视境中，自我的现代性处境必然凸显，“我在哪里”、“我是不是我”这样的问题自然而然会被提出来，因为反思乃是现代诗人的思维特性。“把我用旧”是一种有些奇怪的说法，但在现象学意义上，它正是对人的存在本质的还原，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并非自己可以确立——它无法单方面确立，而只能在双边关系即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中确立。《把我用旧的人》的戏剧性就来自这里，它需要不断地从自我与他人、身体与灵魂、生与死等等这些矛盾关系中来寻找存在的真义。

对存在的自觉，必然伴随身份的焦虑。“每个人都在用一生的时间，努力做好我。而事实是，到头来，每一个人最终都活成了别人。”（《身份》）诗人悟到的是一个普遍性的，但并非人人都意识到的事实，其间一个隐在的悲剧是：“理论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你。因此，在你之外，还存在着无数个你。”（《身份》）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被人设所固定，只能按照剧本演出，人的所作所为并非全是出于本意，作为社会人，每个人都逃不脱他人对你的定义，等于人都得被他人所用（而归根到底也是为自己所用）。社会就是个体存在的场域：“作为自然的人，我们活在身体里，作为社会的人，我们活在身份里；我们用嘴巴吃饭，也用嘴巴说话。”“吃饭支撑我们的身体，说话支撑我们的身份。社会就是各种经纬线组成的坐标，标识出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和位置。”在这里，“身体”和“身份”的关系，“身份”和“社会”的关系，得到了充分地揭示，其内在的逻辑性反映的是人与他人及社会的辩证关系，也是存在的实景。它也告诉我们，人的存在基于一种处境，并产生无可规避的后果：“每一个我，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他人。但事实上，我们从来也没有活过自我。因为我，是依托他人才得以存在的。是靠他人来指认的，是靠他人来评价的，也是靠他人来命名的。”“没有他人，‘我’是否存在？这是个问题。”（《爱我的人，都是把我用旧的人》）看上去，这是在说理，但由于它所揭示的是无可克服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已被习以为常，导致存在的遗忘，因而它通过语言实现的戏剧化出场就产生了很强的诗性。而对存在的原理进行诗化的表述，恰是《把我用旧的人》的艺术价值之所在。

“孤独”是存在之思的又一个重要命题。《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一章就是从“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判断出发，对人被抛到世界上的孤独处境进行了诗性的言说：

从身体意义上来看，每个人都居住在自己的身体里。

从时间意义上来看，每个人都居住在生和死之间。这是一段只可以属于自己的旅途。虽人海茫茫，毕竟没有人同来同往。你必须一条路，走到天黑。

从精神意义上来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精神世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头脑中，一个人并不能完全进入另一个人的精神空间。

你来的地方，和去的地方，都是无尽的未知。

……　

所以，人的一生，都在和孤独作战。

这样的表达，代表着杨犁民散文诗写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准，有超越世俗生存的发现和对存在的担当，也有对语言艺术的自觉和在平淡中求精到的努力。诗人所找到的对抗孤独的方式，来自文化传统的深处，说明消极的处世态度从另一个角度看实乃更为积极。“多数时候，我们宁愿守着寂寞。”（《你走后，院里的月季开了》）这种选择可视为艺术赋予生命的力量。

对生与死的探究，也是存在之思的重要一维。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死亡是人生的最后归宿，是生命的极限，它于个人的存在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赶路》把人生比作赶路，“生和死，构成生命的两端”。《登临》更是集中讨论这一话题。“死亡是无法阻止的。”“死亡推动着死，也推动着生。”“个体生命不断地生死，换来了集体生命的生生不息。由此，人类得以延续。”诗篇勾画了人类生死相替的一幅图景，指出了生命个体置于其间的被动性，同时也预留出了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说与之相关的《伐木》，写的是地域文化中人对死亡的一种态度，那么，《迷雾》和《阳台》等篇什说的则是，既然生命是个有限的过程，那么，超越和飞升就是人的精神应有的姿态。《在一条无名河上》更是用隐喻的手法，暗示出生命在长流不息的文化与价值之河里洗沐并有望得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