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沦陷，北京泽国，为什么我们还是无法应对洪灾内涝的肆虐？

文/慕容随风

图/来自网络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与水灾抗争不休的民族，早在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期，在我们的上古传说中就有着大禹治水的典故，而五千年的历史中洪涝似乎是一个与中华民族永恒相伴的话题，海清河晏基本上是中国每代帝王的终极目标，但是恐怕没有一人真正做到。

新中国成立以来，洪水问题依然是困扰我们的重大问题，1998年抗洪抢险我们在保武汉还是保荆州之间苦苦抉择，2012年的北京721暴雨让我们的首都也遭受了重大的灾难， 如今多年过去，我们却不得不依然面对着武汉被困，北京内涝的灾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到底为什么在如此先进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我们依然无力对抗洪水？是不是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呢？

今天，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的城市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建立城市排水系统，却徒劳无功，4年过去了为什么北京暴雨还会内涝？等等细节问题。我们放在大系统以及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内，看看为什么洪灾依然防不胜防？

中国是一个多水的国度，在我们的地名中有着太多与水有关的地名，比如说武汉的汉阳、汉口，北京的海淀、门头沟都是与水有关的地名，这些地名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曾经水系纵横的一种代名词，作为中国有名的人口聚集地，水的作用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既然是人口聚集肯定不会是洪水肆掠之地，那么为什么现在的洪水那么厉害呢？

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良好的排水设备，我们的城区下水道可以建的像青岛一样在里面开公交巴士都绰绰有余，那我们还会有城市内涝吗？ 其实可能还会，这是为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观念来看了，大禹治水一直有个理念堵不如疏，只有将排水系统疏通之后，才能真正的实现水患的大治。

那我们来看，中国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在人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达，人口的不断增多，必然会有人类与环境的资源争夺，随着这种资源争夺的加剧，环境对于人的报复作用也会不断增大。而将这个视角放到我们今天的水患来看，同样也可以适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水患的根源：

一是人口增加向水域要土地。 在古籍中武汉的旁边是云梦泽，是中国最大的湿地和水土涵养区，一旦出现大范围的洪水，可以轻易的将洪水倾泻入云梦泽，而不会对于人口的聚居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的人口不断增加，所需要的粮食与日俱增，于是大量的填湖造地工作开始，填湖造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沼泽等湿地变成可供耕种的土地，另一种是湖泊由非固定变成固定，然后不断的侵占水域面积，这种围湖造地在平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一旦在水患年间就会有较大的冲击，出现洪水无地可去，无处泄洪，自然就会演化成为巨大的灾难。

二是经济发展让地下水出问题 。相比于南方的围湖造地，北方的问题也相当严重，曾经有报道说整个华北都已经成为了地下水的采空层，大量的地下水被开采，导致了井越大越深，水越来越少，让海淀等北京周边富含水源地的湿地都变成了干地，好处是这些地方可以用于经济开发，但是坏处是北方本就不足的水源涵养能力遭到了巨大打击。本来，如果北京的海淀依然是一片湿地的话，只要排水系统做好了，水是有地方可以引流的。甚至是说如果北京周边比如说永定河的水系十分发达也是可以达到引流的目的。但是事实上北京周围的水系都开始不同程度的萎缩了，因此，出现强降雨水排不出去，甚至会引发极其严重的地质灾害。

三是填海造地造成了进一步的 内涝 。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水往低处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不少沿海的城市开始了填海造地的过程，相比于原先的陆地而言，填海造地造出来的土地地势更低，更容易引发内涝。一旦填海造地甚至会对江河的出海口造成影响，江河的出海如果不够顺畅，那么对于整个区域的水系发展都会产生较大的问题。

四是地上河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一直在强调黄河是有名的地上河，但是随着中国人口活动的不断增加，我们修筑大量的大坝来拦水发电，从而导致了河流流速下降，河流泥沙淤积，从而河床被不断提高，为了防止河流泛滥，我们的堤坝也越修越高，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是，当河流河床已经高过我们的很多城市市区的时候，一旦发生强降雨或者水灾，一方面是河堤极易决堤，另一方面是河水容易顺着城市地下管网系统倒灌城中，形成内涝。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当我们的城市出现严重内涝的时候，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地下排水系统没有建好，更是我们整个水系的大环境出了问题，中国的内涝问题不能从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角度来考虑，更需要从整个系统的大环境来分析问题的来源，否则我们的城市内涝问题恐怕还是难以从根本上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