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文学价值在哪？

首先，《红楼梦》在艺术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自宋元以来的话本模式注重故事情节的特点，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完美地融入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中，使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也具有中国古典诗歌富于诗情画意的特色。中国古典小说成熟于宋元时期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话本是当时说书艺人的底本，拟话本则是文人对说书人话本的再加工或仿照话本小说的模式独立创作的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有一个***同的特点，那就是故事的情节性和内容的道德说教性。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形式诗歌注重诗情画意的意境美和浓郁的抒情性是相悖的。《红楼梦》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隔阂，把古典诗歌的审美趣味和表现技巧引入了小说的创作之中，使之呈现出与传统古典小说皆然不同的审美趣味。《红楼梦》在表现艺术上远远超越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其它中国古典小说，它不是以情节的故事性取胜，而是以充溢其中的诗情画意吸引读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歌赋，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并且这些诗词歌赋不像其他小说那样仅仅是故事情节的点缀，而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些诗词歌赋，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会受到伤害，不再是一部有机的小说。另外，《红楼梦》中的这些诗词歌赋几乎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有些篇章绝不亚于唐诗宋词，如《红楼梦曲》、《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另一方面，《红楼梦》中很多场景和情节都极富诗情画意，最典型的如“宝钗扑蝶”、“黛玉葬花”、“宝琴立雪”、“秦雯撕扇”、“湘云醉眠海棠”、“黛玉焚稿断痴情”等，这些场景和情节都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简直就是一首首优美的小诗。

其次，《红楼梦》在思想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的价值取向，明确表达了“褒女贬男”的价值取向。在古代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重男轻女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在西方，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人们逐渐从法理上否定这种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当然，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还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似乎比西方更为严重，而且从法理上否定这种价值观念的思想始终没有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嬗变出来。不过，几乎和西方思想启蒙大师同时，曹雪芹用文学作品这种相对感性的方式表达了和西方的启蒙大师几乎一致的内容。在《红楼梦》中，他曾借贾宝玉之口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种言语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之论，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公然挑战。或许有人以为这只是贾宝玉一时的信口胡说，不足为证。非也。曹雪芹不但借贾宝玉之口明确提出了这种与传统的“重男轻女”皆然相反的“褒女贬男”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思想一直贯穿在《红楼梦》全书的创作中。在《红楼梦》中，最为光彩夺目的几乎全是女性：贾府地位最高、最受人尊敬的是贾母，贾府的实际掌权者是王熙凤，贾府最有远见的人是秦可卿，贾府最有管理才能的人是探春，贾府最有才华的人是大观园中的一班小姐，贾府最纯洁、善良，最有个性的人是大观园中的一群丫头……而且作者对他们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是贾府的男人们，他们一个比一个无能，一个比一个无耻，贾敬修道炼丹，企求长生不老，贾赦胡作非为，贾政是个假正经，至于贾珍、贾琏、贾蓉、贾瑞等人就更不用说了。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作者“褒女贬男”的价值偏向。这种观点看似或许有些极端，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这实在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表达方式，其实他是通过对长期受压抑的女性的褒扬，否定传统的那种“重男轻女”的价值取向；他骨子里所追求的其实就是男女平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

再次，《红楼梦》突破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视社会秩序轻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局限，充分表达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大的特色是重视社会秩序，轻视个体生命的苦难；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最高的价值追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牺牲个体生命的幸福在所不惜。个体生命的幸福，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漠视个体生命的苦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价值观念。当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有一些微弱的声音表达过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最为典型的当数《古诗十九首》，但这些声音过于微弱了，往往完全被主流文化的声音所掩盖。《红楼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强有力地唱响了轻视社会秩序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声音。这一点在《红楼梦》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者对待宝黛爱情悲剧的态度。宝黛爱情悲剧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故事情节，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是纯洁和真挚的，这无庸置疑，但最终却以悲剧而告终，因为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贾母、王夫人等人的手中，而贾母、王夫人在选择他们的命根子贾宝玉的妻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绝不会是爱情这种个体生命的追求，而是这个未来的媳妇能不能担当起贾府未来女主人的重任。于是，他们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薛宝钗，牺牲林黛玉。正是他们的这种选择使象征个体生命追求的“木石前盟”输给了象征人间秩序的“金玉良缘”，最终造成了宝黛爱情悲剧。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作者绝没有为此讳饰，而是特别真实地展现给了人们，并对悲剧主人公给予了极大同情，从作者的这种价值偏向中不难看出他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幸福，而不是社会伦理秩序。其次，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言行和情感也证明了这一点。贾宝玉和林黛玉无疑是作者倾注心血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他们的思想和追求无疑也折射出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追求。先看贾宝玉，他不但厌弃功名富贵，而且公开表达对封建伦理秩序的不满，他喜欢厮混在脂粉堆里，是因为那些女孩子葆有生命本来的天真、善良和纯洁，还没有被社会环境毒化。每当这些弱小的女孩子和无形而庞大的社会伦理秩序发生冲突时，他总是站在这些弱小的女孩子一边，同情她们的不幸命运，并经常为自己不能挽救她们而痛心。再看林黛玉，她似乎从来不懂得怎样看风使舵、讨好贾府上下人等，以争取自己和贾宝玉婚姻的筹码，她似乎不会这样做，也不屑这样做，在那个为了自己利益明争暗斗甚至不惜丧失人格的环境中，她却把自己的自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到了一种偏执的地步；她既不像秦可卿那样洞悉贾府可能衰败的命运，也不像惜春那样看破红尘，她所关心的是个体生命，她从落红中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所以才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葬花”之举；她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和贾宝玉之间的爱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透过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思想感情，我们也可以明显地同看出作者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幸福，而非社会伦理秩序。

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就有许多东西被人们争论不休，如作者问题，版本问题，主题问题……甚至有些争论已经掩盖了人们对《红楼梦》的真正解读。但《红楼梦》之所以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和喜爱，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自然有其永恒的东西蕴涵其中。我认为这永恒的东西就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升和超越：诗化小说的特征不但是对中国传统小说模式的提升和超越，而且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至于对男女平等的追求和个体生命的关注，不但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更契合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基于此，《红楼梦》不愧为一部名著，它不断被人言说，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