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被贬官时期会出现优秀的文学作品

北宋被贬谪的文人士大夫的心境与前代类似处境的墨客骚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宋代士大夫贬居期间的这种特殊心态，使他们即使被贬出京，依然对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心情去欣赏“江南”的佳丽风光。在抒发“世无知音”的苦闷时，其基调是对鸿雁振翼的遐想，词的格调因此也不会显得悲苦沉闷，而有一种向上的引发力。这是因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甚得皇帝尊宠，待遇优厚，政治环境宽松。像王禹偁这样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领导阶层，完全依靠朝廷的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何况，宽松的环境使他们敢于有所作为，皇帝的尊宠使他们勇于有所作为。

贬官士人在理想受挫后内心很容易就产生一种愤激的情绪。忠而被贬，贤而遭迁，许多贬官士人都是异常悲愤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哀郢》）历史、现实与人事，纠结攀援着难以化释的艰苦、不幸与灾难，令人不平则鸣，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由不得已而后言之，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屈原放逐，乃作《离骚》；贾谊被贬，作《吊屈》、《鵩鸟》诸赋；陈子昂作《登幽州台歌》，韩愈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莫不是愤激之作也。江淹《恨赋》写道：“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泪起。血下沾襟；亦复含酸茹叹，销落烟沉”。

贬官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普遍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时常流露一种避世的淡泊情思。许多士人曾遭到多次或者长期的贬谪，有的竟然死于贬所，如著名文人张说、李邕、王昌龄、刘长卿、韩愈、苏轼、王禹偁等被贬都在两次以上；刘禹锡长期被贬在外，自云“二十三年弃置身”，苏轼则大半生都是在贬所度过的，60多岁的时候还被贬儋州（今海南）；上官仪、李峤、苏为导、宋之问、柳宗元、李德裕等更是在流贬地赉志而没的。贬官士人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与之相对应的如苏东坡在《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要情有所系也；白居易转向闲适诗，王维着意禅宗诗，陶渊明醉心田园诗，要心有所往也。

儒道的影响令贬官士人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间痛苦徘徊。朝野两极的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于是两极化的世界成了历代士人们无法摆脱的矛盾和痛苦之源：当他们出仕时，感到的是宦海的险恶和不适意，但真正贬官了又会为不能出人头地而郁郁。这是两千年来中国士人普遍面临的尴尬处境，由此而产生了士人们普遍的焦虑。值得强调的一点是，贬谪期间的文人，增加了接近人民、体察社会生活的机会，加上他们素来的兼济之志、事功之心，使得他们能更加真切地关注朝政、体恤民瘼。

贬官士人始终怀有心有不甘的痛苦。杜甫《旅夜书怀》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一语中的道破了所有贬官士人的心声：文学上的成名并非他们的本愿，官场上的失意却是他们终其一生耿耿于怀的遗憾。仕途困顿，心动情发，借语言作为工具进行述怀，是一种缓解内心压抑的无奈选择。其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秉性和欲凭借缚鸡之力廓清乾坤的性情很难改变，不愿意放弃自己对于天下国家和世道人心的的关怀，就无法忘怀世道人心，痛苦便无可解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抚枕不能寝，振衣独长想、叹人生，哀乐转相寻，今犹昔。就是在那些栏杆拍遍、拔剑击柱的壮怀激烈里，也莫不伴随着一种茫然而又无可奈何的长叹息。白居易中年以后放弃早期为民请愿的拾遗风采走上道家的退隐之路，内心也是充满着矛盾的痛苦和煎熬，因为兼济是他的真正理想，独善只是他的一个无可奈何的退路。

贬官士人与生俱来的忧愁、忧患、忧愤和悲哀在得不到官场肯定的孤独中更加彰显。自古士悲秋，由于读书多，考虑的问题多，士人心中的积虑也多。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里，对士人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的遭遇颇多感慨。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长期的贬谪生涯，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折磨，常常会软化乃至消蚀文人本有的刚正之气。使他们不得不卷藏起积极用世的抱负，或以文辞著作来舒展怀抱，或以自然山水来抒发忧思。以文章歌诗的著作为排遣者，如柳宗元有云：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1]（第484页）刘禹锡亦尝自叙云：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者之比耳。

首先，与残酷的现实相对应的是贬官文学笼罩着悲剧的色彩。贬谪对士人来说绝对是一场政治悲剧，溶进骨子里的的理想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心就难免被莫名的悲凉哀伤笼罩。其主调是委屈、愤懑、怀乡、隐逸等，表现为文学就多是英雄穷途末路的长哭，书生生不逢时的感喟，官宦贬谪流放的不平，名哲退居山水的寄托，情人望断归帆的伤痛，字里行间流露壮志难酬的惆怅，浪迹天涯的彷徨，想望而不得的苦闷，相思而难遇的忧伤。如范仲淹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如秦观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白居易闻琵琶女演奏琵琶，就触发了自己政治上的感慨而作《琵琶行》。纵使苏轼的大江东去，亦终落在人生如梦上，不过借酒浇愁，借壮语而抒悲酸，借豪放而达婉约。

与贬官士人愤激的心态相对应，贬官文学常常跃动着一种怨愤郁躁的情绪。由于被贬谪者大多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郁悱积于中，哀怨形于外，故见诸文字，发为歌诗。士人怀有极强的用世之心，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曲折艰辛的入仕经历和贬谪的遭遇加剧了他们心理的冲突，在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的痛苦感慨中常流露出官场失意、功名事业未竟的失望、迷茫与悲愤。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范仲淹有《剔银灯》咏史，嘲笑三国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显然是在倾诉自己仕途一再遭受挫折的牢骚愤懑。

贬官文学多有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贬官士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面对的是艰苦的旅途、荒凉的一与，等待他们的是无法预测的未来，对此，三国吴因触怒孙权被贬到交州（今越南河内）的虞翻云：“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见《三国志》虞翻本传裴注），诗歌自然成为发泄内心痛苦愤懑的最好工具。贬官士人旅况的艰辛、漂泊天涯的苦楚必然表现到他们的作品中去，导致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士人的创作总是必然地受到生活积累和地位处境等主客观条件影响制约的。贬官文学不同于宫廷文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贬官士人不再是在宫廷中陪侍唱和的官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的迁客骚人，谁能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杜甫弃官前在贬花州（即华州）途中也发出了翩翩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浩叹！是啊，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又怎能不发出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我乡的感伤？

落魄的遭际、现实的难堪使得贬官文学中多醉眼朦胧的饮者和梦游人形象。落魄的士人醉酒和咏酒，借酒抒怀作不平之鸣，自有其心理的、精神的需要。饮酒于他们乃是壮志未酬的愤慨，心中无限哀愁的发泄。清醒时，致身通显的心理期待与冷酷的现实使他们更多的思索人生、命运、生死等问题，表现为贬官文学中的多梦现象：当升官梦伴着清官梦一起破灭的时候，他们感慨于南柯一梦，咀嚼着庄周蝴蝶梦，更多的人又做起了陶渊明的桃源梦。备受艰苦如屈原者唱世人皆醉吾独醒，屡受磨难如苏轼者浩然长叹人生如梦。

从艺术上来看，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贬官文学多有文学样式的创新。大凡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总是先从民间生活的土壤中萌发嫩芽的。而贬谪的经历，是他们的生活下跌到民间，无案牍之劳形的贬官士人，渐次摆脱名利等各种杂念的影响，能够更为充分地驰骋自己的艺术想象，诗人的视野都比较开阔，多种题材都可以入诗，加上自身的文学素养，往往能够探索出新的文学样式。刘禹锡在贬谪中以《竹枝词》吟咏风俗获得巨大成功，遂使竹枝词成为后世文人吟咏风俗的专用体裁。更有苏轼创豪放词，元白开文人以词唱和的新风。仕途的失意加重了士人的感伤情绪，政治上的挫折玉成了他们的咏史怀古诗，那种对历史和人生深刻思索，睿智而又隽永，如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等。

贬官文学多具有强烈的主观情绪。初踏贬途的仓皇、身陷文化“蛮夷”之地的精神痛楚、才学难施的生命荒废之感以及在贬谪苦难中既坚守忠奸大义又竭力超越痛苦的心路历程必然要反映到贬官士人的文学创作中。在许多朝代中，对官员进行贬谪处罚的典型方式就是派遣到远离京城的城市去。在这些被贬谪的官员心目中，这些城市就是一种草野。白居易被贬谪到九江，在他笔下这座城市的形象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完全是一幅荒郊僻壤的景象。柳宗元描写他被贬到的柳州是“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蛮烟瘴雨之地。苏轼被贬到黄州后，所描写的景色不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就是“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都是乡野江湖气象。实际上到了唐宋年间，上面提到的这些城市多已相当繁荣了。但在传统士人们的眼中，这些远离政治中心的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似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心目中的世界只有朝廷和草野。所以范仲淹到了岳阳城，登上岳阳楼，看到、想到的还是只有庙堂和江湖两极，而没有眼下这个闾阎扑地、舸舰迷津的城市。

贬官士人出于自身特殊的处境考虑，贬官文学多采取比兴手法，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情志。贬官士人在政治上的孤危地位，使得他们在文学中或托儿女之情以写君臣之事，或以花草自喻，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自从屈原在《离骚》中开创“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后，贬官士人追随者日众。如骆宾王的《在狱咏蝉》借蝉自喻，用比兴手法寄托自己遭谗被诬的悲愤心情。辛弃疾在《摸鱼儿》中用历史上的美人陈皇后遭嫉妒，比喻自己被排斥及政治上的失意。

有感于今昔身份的变化、处境的反差，贬官文学多用对比手法。贬官士人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有关今昔的描写形成强烈对比，感旧伤今。秦观在新旧党争中遭到贬斥，经历过宦海浮沉与人事的巨大变化，词里就会反映出他个人痛感世事沧桑的抑郁情怀。如他在《望海潮》“梅英疏淡”中用大量笔墨描写旧时的欢宴游赏，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和当今重游时的伤感形成鲜明对照。追往事，叹今吾，至于后主李煜动辄发一通天上人间的慨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贬官文学言将尽时常常忍不住直抒胸臆。贬官士人满腹的惆怅无人诉说，无处倾泄，一旦有了发泄的机会，掩不住的情思愁结就喷涌而出，最后总免不了发出世无知音，“谁会凭栏意”的深长慨叹。如苏轼虽有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旷达，亦是不能释怀于我被聪明误一生的坎坷遭际，词中流露了人生如梦的感伤；陆游虽自号放翁，终也掩饰不了老却英雄似等闲的悲辛，发出了身老沧州的浩叹；辛弃疾虽然是真的英雄创作英雄词，也会感慨白发生。就沿袭发展而言，从直抒胸臆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多地接受了“南唐词人”的影响。

唐代几乎所有重要诗歌流派的大家、名家都遭受过贬谪，前人由此注意到贬谪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刘振娅《贬谪与唐诗》[3]指出贬谪对作家的影响可归纳为生活经历和创作情绪两方面，由此带来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变化。相关论文还有陶敏《唐人迁谪诗漫议》[4]，都是仅仅着眼于唐代。“文变染乎世情”，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贬官文学自屈原怨而赋《离骚》以来，代不乏名作，不只唐代有，那是历朝历代***有的，如宋代的广东、海南等地和清代的宁古塔、新疆伊犁等地都成了统治者流放、谪贬士人的一个基地。因此，贬官文学应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本文从更本质的现实、思想、文化层面上挖掘更深层次上的成因。

贬谪的生活经历以及它给诗人带来的心态情感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他们诗歌内容和风格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贬官文学的繁荣起到了促进作用。西方人讲愤怒出诗人，中国人讲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生活的坎坷往往造就文章，政坛生涯的暗淡又常常伴随着艺术生涯的辉煌。坎坷的经历是贬官士人艺术上走向成熟和辉煌的推动力量。苦难是贬官士人的一笔财富，士人的清高与向往，做官的高贵与辉煌，贬官后的窘迫与尴尬，他们最有体会，这都是做文学的绝好素材。士人的官本就是靠作文得来的，贬了官以后，他们很自然地就把主要精力又放到了作文上。贬官后的生活也适宜士人集中精力发挥其艺术才能。从此，他们可以不再迎合朝廷之需，不再恪守规定的思维定势和艺术教条，由仕途的失败而走上创作的道路，感自己所感，言自己所言；以自己的审美准则为准则，以更广阔的心理的和艺术的视角进行自由想象和创造，从而使他们的作品获得独创性的艺术价值。同时，生活下跌又使他们走向生活的底层，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矿藏。民间的征夫思妇之声，痴男怨女之情，老百姓的歌哭哀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大的社会群体意识，具有更高的思想文化价值。如杜甫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写作了彪炳史册的“三吏”、“三别”。韩愈被贬潮州时，有《宿曾江口示孙湘二首》记述水患中的三江百姓的苦难。元稹在同州时，遭到当地旱灾，曾经作诗归罪于自己，诗中问道：“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同州时》）这种关怀，无疑体现了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贬官士人正是借助于老庄思想的启迪，化解了自己的失落与苦涩，心灵得以舒慰与解脱，触发了审美创造力，抒写出不朽的诗文。老庄思想与贬官士人注定有缘。林语堂说过，中国士人得势时信儒，失势时便信道。老、庄著作中直接谈论文艺特别是文学之处很少，但他们的文艺美学思想是确乎存在的，而且相当深刻、精辟，对后世中国的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启迪甚巨。儒家学说使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社会功能而充满了理性的色彩，道家则使中国古典文学保存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丽的内容。古代士人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十年寒窗、九载熬油，念成的满腹经纶，既不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就要吟啸风月、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给世间留下一些牢骚话了。问汝平生功业，苏东坡认为是黄州、惠州、儋州。东坡的一切不朽之作大都写在被贬之地，正是老庄让他心境空明，以一种虚灵的胸襟体悟世间的风风雨雨，在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中创造出了水月镜花般明净秀丽的诗境。

如果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贬官文学的形成，还有其文化成因。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指出落魄文人有“发愤著书”的传统，贬官士人继承和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怨愤生文是文学心本源说的一个证据。情动于心，自然流露，容易言之有物，不做无病呻吟，为文而文。心有所怨，情有所寄，不能自已，激情来自于胸中积郁。贬官士人不但多愁，而且特别善感，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往往会为情造文，这也是贬官文学昌盛的原因。凡是能打动读者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几乎不能例外。贬官士人之间的唱和、倾诉，也是贬官文学繁荣的原因。士人贬谪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如白居易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与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王勃离别之时想到海内的知己朋友，便觉得天涯若比邻了。

如前所述，贬官文学的发展，有其现实成因、思想成因和文化成因，它们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综合作用的。一言以蔽之，贬官的经历推动着士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人民，也推动着贬官文学走向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