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代诗歌发展的情况？

歌词（诗歌）的历史脉络

一切民族最原始的诗，都是以歌的形式口头创作出现的，作为劳动本身的组成部分产生于人们的集体劳动之中，并由于某种劳动的需要用来调节节奏或统一步伐。如许多人同时搬运较大物体时常用的“嘿哟嘿哟” 的劳动号子、纤夫们在拉纤时一领众和或齐声歌唱的低沉音调等。后来，随着文字的产生便出现了能表达完整意思的诗歌，这些诗歌经过口耳相传活跃于民间，成了人们劳动和娱乐的精神财富。也就是说，诗（歌词）起源于劳动，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文字的发展而发展。

在古代（唐朝以前），歌词与诗歌是不分开的，诗即是词、词即是诗——“诗为歌词”，二者同时存在、并行发展，又相互影响、不断转化。以它们与音乐的关系而论，凡是谱曲成歌的诗则称为“歌诗”，用来演唱，未被谱曲的诗则称作“诵诗”，用来朗诵，即“入乐为词、出乐为诗”。如汇集了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余年间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及《楚辞》中的光辉篇章，既是诗，又可作为歌来传唱。比如《诗经》中“魏风·伐檀”篇便以一群正在采伐木材的劳动者所唱的歌表达了他们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强烈不满：“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战国末年我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与当时楚国特殊风格的音乐和丰富活泼的民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名篇，不仅是当时可读的诗与能唱的词，又对我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歌的繁荣时期始于两汉，汉武帝曾专门设立音乐官署专门采集各地的民歌，这些采集来的民歌，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如这首《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感与君绝！”在这首民间恋歌中，一个为追求真挚爱情所表现出的执着与坚定的妇女形象在质朴的语言里迸射着强烈的震撼和感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更是以载歌载舞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壮志未酬但终将再接再厉的雄心——“横槊赋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臂如朝露，去日苦多……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即便今天，这些作品仍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可唱性。

乐府歌词到了魏晋六朝时开始分化，文人们逐渐把乐府发展成为五言诗，他们的做法是利用乐府旧曲改作新词，而实际上却逐渐脱离乐府的精神向诗靠拢。经过建安文人的改道，乐府歌词发展到唐代，完全变成了不能唱的新诗体，如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杜甫的《前出塞》等，因为远离了音乐，乐府歌词的生命便逐渐转化为诗的生命。

唐宋以后，诗与词逐渐分家，一部分是可以谱曲演唱的长短句，即歌词；另一部分是用来吟读的诗。由于受到“诗词一家”的影响，早期的词，既能谱曲演唱，又能独立成篇；而诗人写的诗，既是独立的诗篇，也能谱曲演唱。如唐朝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轻轻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因诗中有“西出阳关无故人”句，又重复三次，故又名《阳关三叠》，唐宋以来曾有多种唱法，现存琴谱就有三十多个版本，成为历代久唱不衰的名篇。由唐诗发展而来的宋词，成为歌词史上的一次飞跃。唐诗以前都是先词后乐，自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柳永等建立了“倚声填词”的传统以来，同一个曲调反反复复地填了很多首词，虽然为了供人演唱而在字数、平仄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也由于词天生具有的文学性使之渐渐脱离了音乐而以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目前形成了以读为主的欣赏方式。这也正说明，歌词自古就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和独立品格。如今，还有很多人醉心于古诗词的研究和创作，但已经很少有人去关心它们的原始音乐了。不过，也正是由于宋词的易懂和唯美，现在也有许多作曲家热衷于为其重新谱曲。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有许多，最有名的当属由台湾著名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扬等谱曲、邓丽君演唱的个人专辑《淡淡幽情》，专辑中收录了多位宋代词作名家的经典作品，包括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即后来王菲翻唱的《但愿人长久》)，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等，歌中的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是对古典诗词佳作绝佳的现代版诠释，再加上邓丽君的内敛婉约清丽柔美的唱腔，使这张专辑成为现代音乐史上足以传颂的极品。此外，为唐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的谱曲（《别亦难》徐小凤演唱）、王立平为《红楼梦》中诗词谱曲、谷建芬为《三国演义》中的诗词以及另为孩子们选择许多唐诗的谱曲无不成为传唱的佳作，这些都说明了经典诗词与音乐所具有的融合性，从另一个角度上，也说明了“诗”与“歌”虽然似乎“分道扬镳”了，但歌词与诗词的形式、韵律仍是难以割舍的，这种形式美与韵律美会不断地激动着作曲家的心灵、触发他们的艺术灵感，为其插上另一幅飞翔的翅膀。在国外，一首好的诗歌作为一首好的歌词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如歌德的《野蔷薇》曾由舒伯特等作曲100次以上，歌德的《游子夜歌》被李斯特、舒伯特等谱曲200多次，海涅的《你象一朵鲜花》有160多种不同旋律……英文“lyric”，既指抒情诗，也指歌词，可见西方人也有着与我们相同的理解。

到金元之际，由于民族杂居，音乐方面则更多吸收了不同民族的曲调和声腔，大有金戈铁马之声、激越苍凉之味。汉人所唱的词，行腔柔曼委婉，与音乐难以匹配，于是逐渐由词而演变为曲。元曲作为一种新体歌词接替了宋词，从表现内容到形式上，更接近民间，更具有蓬勃生命力。与宋词相比较，曲体在句式和平仄上的变化更能适应新音乐的需要，从而为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元朝的北曲和南曲，到明朝形成南北鼎峙的局面。无论北曲南曲，都有散曲与剧曲之分，散曲仍是歌诗，又分小令和套曲，相当于今天的独唱歌曲与大合唱。直至后来，元曲更注重雕词琢句，艳词丽藻，内容上脱离了现实生活，风格上追求骚雅蕴藉的境界，句式上逐渐向诗靠拢，终使一代歌词元曲走到了尽头。

直至20世纪，自由体新诗的崛起，与音乐的天生隔膜，使现代歌词以其通俗性、口语化等特点自成一家，从诗歌中较明显的分离出来。这主要是由于二者更多的不同点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