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与古代诗的区别 4点

古体诗，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张籍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而近体诗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前为止,将近100年左右的诗歌。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即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歌，也是从传统的古典诗歌到现代意义的新诗的过渡，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这一时期,诗歌相当繁荣,作家和作品数量众多。陈衍《近代诗钞》仅就见闻所及，采录咸丰以来诗人360余人。孙殿起《贩书偶记》及其《续编》著录道光以来刊刻的别集不下1500余种，其中不少是诗集或诗文合集。

由于近代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发生了巨变，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产生了新的阶级成分、社会思潮和社会矛盾，因此，近代诗也开始冲破清代传统诗歌的樊篱，出现新潮流。近代进步诗人往往是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以诗歌为武器，紧密围绕近代各个时期的重大斗争，深刻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容。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里，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以其特有的敏感和蹊径独辟的诗歌，揭示清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危机,呼号变革,期望能对腐朽现实实行“劲改革”的人才的兴起，揭开了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序幕，也为近代诗歌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奠定了基础。接着，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朱琦、贝青乔、金和等一批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诗人，怀抱爱国深忧和民族义愤，突出地反映了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诗歌抨击侵略者，痛斥投降派，讴歌抗敌英烈，为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留下了光辉形象和历史画卷。稍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政权提出“弃伪从真”的反封建的文化纲领，革命领袖们的诗歌，以抒写吊民伐罪的理想、改天换地的气魄、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精神，传达出广大人民的心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开展起改良主义政治运动，近代诗歌也被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黄遵宪努力创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诗”，梁启超响亮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推誉黄遵宪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具体、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从咸丰以来到“庚子事变”前后的历史面貌，贯串着救亡图存、变法趋新和对卖国投降与顽固守旧势力所进行的斗争，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林纾、蒋智由、丘逢甲等，也都各有所侧重，以不同风格的诗歌，表现了呼号变法图强的***同主题和追求进步救国的志士激情。

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以诗歌为革命号角，将近代诗歌进一步推向新领域。秋瑾的诗激昂慷慨，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富有巾帼英雄的气概。稍后，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在辛亥革命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社员发展至200余人,辛亥革命后，更剧增至1000多人，聚集了一大批倾向革命的文化人。其代表诗人柳亚子的诗是民主革命斗争的回响，他伴随革命历程，围绕主要矛盾和重大事件,抒发壮怀与激情,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南社其他重要诗人陈去病、高旭、周实、宁调元、马君武、苏曼殊等也都表现了反帝反封建反清革命的思想和对自由、民主、国家富强的理想的热烈追求。

近代是西学东渐、资本主义文明传入时期。先进科学技术创造出的奇迹般的新事物以及与封建思想体系截然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梁启超即曾表示：“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夏威夷游记》)歌咏新事物、新学理，成为近代诗歌又一崭新的内容。黄遵宪的《今别离》，抒写在有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以及已知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的条件下，别离的新滋味；《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杂取佛理和植物学、化学、生理学等新学理以入艺术构思，都是前人所没有的。同时,随着近代与外国的交往,一些诗人得以涉足国外,亲自接触资本主义新世界，他们“足遍五洲多异想”，“吟到中华以外天”，将诗笔展拓到海外。在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等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日本的樱花、伦敦的大雾、巴黎的铁塔、锡兰岛的卧佛等各国奇异的风光，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的总统大选、英国的日渐衰朽的资产阶级社会等政治状况。所有这些都大大开拓了近代诗歌表现的领域，所以康有为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

近代进步诗歌虽然基本上还是采取古典诗歌旧体，但是随着表现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更新，形式上也不能不显示出一定的变化。长篇诗歌增多,如朱琦的《感事》、姚燮的《双鸩篇》、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等，黄诗被梁启超誉为“空前之奇构”，中国“有诗以来所未有”。出现大规模组诗,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315首，反映了诗人一生主要经历、遭遇和思想；贝青乔《咄咄吟》120首,系统地反映了浙东抗英军事的内幕。此外,龚自珍、梁启超的一些诗明显地突破了旧的格调声律的束缚，同时还出现了诗歌通俗化的趋势。黄遵宪早期即提出“我手写我口”，主张以“流俗语”入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适应通俗宣传的需要,兴起一个歌词创作运动,其形式逐渐向白话诗靠近，梁启超称赞黄遵宪的《军歌》，以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他还推崇《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歌词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表现了诗歌形式变革的强有力的趋向。

政治性强，斗争性强，题材新，思想新，形式逐渐发生变化，为向新诗过渡准备条件，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主要特点，代表了近代诗歌的主要成就。近代进步诗人各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又由于近代政治风云变化急遽，在一个时期表现为进步的诗人，至下一时期则趋于保守，但他们都在一定时期内唱出过无愧于时代的歌声。

与近代进步诗歌潮流并行，传统诗坛上各种保守倾向的诗派仍在发展，并且拥有相当广泛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有宋诗派的崛起。程恩泽是这个诗派的先驱,重要作家有祁□藻、 何绍基、 郑珍、莫友芝、曾国藩等。他们的学诗趋向由前此的宗尚盛唐转而为宗宋。但所谓宗宋,也不仅仅限于宋人,还包括唐人而开启宋人诗风者，大体在唐之杜甫、韩愈和宋之苏轼、黄庭坚之间。这个诗派的兴起，与乾嘉以来汉学考据学风的盛行密切相关，主要作家都是有汉学根柢或糅合汉学与宋学的，基本创作倾向是“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宋诗派学古并不主张机械地拟古，他们也吸收了宋人学唐而“力破余地”的艺术创造精神，追求诗歌的独创性。成就较为突出的郑珍以刻炼之笔出以平易面目，确有独自风格。不过由于他们缺乏新思想，又或为达官贵人，或为贫寒学者，生活面狭窄，尽管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曾在他们的诗歌中激起一点回响，但总体说来，诗歌的现实内容是较为贫乏的。

宋诗派至光绪年间衍为“同光体”。主要作家有陈三立、沈曾植、 陈衍、郑孝胥、 范当世等。他们“不墨守盛唐”，学诗趋向是宋诗派的继承与发展。同光体诗人正当洋务运动与改良主义运动代兴时期，他们一般倾向于办洋务，所以能同情改良派某些不涉及改变政体的变法维新活动。其中成就较高的陈三立曾于戊戌变法前夕在湖南协助推行新政，也写下一些伤时感事的作品。但是同光体诗人更多是注重艺术趣味,或者生涩奥衍,或者清苍幽峭，喜欢咀嚼一种枯瘠瘦硬、拗涩曲折的清味。大量诗作缺乏时代的内容与气息。辛亥革命后，同光体诗人大都以遗老自居，诗也充满遗老情调，与革命派的南社诗歌形成显明的对抗。

除宋诗派与同光体这一主要流派之外，还有以王□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他们刻意拟古，使句法、腔调、风格都神似汉魏六朝，成为假古董。又有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学诗主要倾向于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韩□，兼及中唐的元稹、白居易等人的风华绮靡的歌行。诗风绮艳，着意讲求对仗的工巧，隶事的精切，用词的鲜新。这些诗派都延续至辛亥革命以后，虽然都遭到民主革命派诗人的批判，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才受到有力的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