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的婚姻

1912年2月5日，何其芳生于四川万县割草坝，原名何永芳，下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祖父何铁生是一个士绅，常免费给乡亲开方治病。但何其芳从小眼睛近视，祖父却没有办法，用中药给他医治并未能奏效。他妹妹回忆说何其芳“看星星从来没有圆过”。3岁始，何其芳跟着祖父、祖母学念古诗，尔后又进私塾念书。

少年读“邪书”

对于何其芳而言，私塾生活是枯燥无趣的，父亲对他施行一套严厉的封建管教，禁止何其芳读小说、诗词一类的“邪书”，只能读《论语》之类，学做试帖诗。何家屋里，吊着楠竹木片，何父稍不如意，便顺手抓过楠竹木片，劈头盖脑向他打来。何其芳写过不少怀念家人的文章，却没有只言片语记载过他的父亲。

何其芳背着父亲，私下里阅读了大量书籍。他起先阅读《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古典小说，14岁那年又读完了《唐宋诗醇》。这部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位名家的诗歌选本中，他最喜欢的是李白、杜甫，“真正从心里爱好他们，从他们感到了艺术的魅力，艺术的愉快”，“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在那生命之清晨，人的心灵是多么容易对人间的东西开放”。而何其芳对诗歌的热爱，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4岁时，何其芳来到万县县城，用他的话来说，“终于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了新奇的第一次的学校生活。”一年后，他考入万县中学。县教育局出了道作文题目，叫《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何其芳尽兴阐发了他当时心里所萌动的振兴中华的思想，文章结构巧妙，文笔流畅，被评为全县考生第一名，后来又刊登在万县《民众教育月刊》上，他的国文老师对他称赞不已，对他悉心辅导，“何其芳”这个名字，也是他更改一字而来，他还想将女儿许配给何其芳，因何其芳婉言拒绝方才作罢。

在万县，何其芳对新文学，尤其是新诗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试着学写新诗，睡在床上，诗兴来了，翻起身来就写。前前后后，写了厚厚三本，许多就发表在万县的报刊上。一首题为《我底乡土》的诗这样写道：我要旷大的旷大的天空，一池清水来养巨尾的青鱼，一点平静与寂寞来养我底心。我底乡土是能够给我的，我听见了他允许的声音。

入北大著新诗

1929年，何其芳中学毕业，秋天即与方敬等人一同去上海，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一年后，他又同时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北京大学哲学系。

1930年秋，何其芳北上入京，到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第一次走出故乡，令他很是欣喜。不幸的是，因高中毕业文凭的问题，他被清华大学开除，只得栖身北京夔府会馆，在里面度过了一年的失学生涯。此间，他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对外国文学尤感兴趣，他还与同乡杨吉甫合编小型刊物《红砂碛》。此时，他对新诗的迷恋，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几乎将可以找到的诗集都读了个通遍，学写新诗，也写小说，这些文学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月刊和《红砂碛》上。

诗歌《莺莺》写于1930年11月29日，以萩萩的笔名发表于《新月》月刊第7期。这首长达168行的诗歌，诉说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诗意恬淡，表达了诗人对幸福与爱情的向往。此外，何其芳的《青春怨》等12首诗歌，皆以秋若为笔名发表于《红砂碛》第1－8期上。这些诗歌的情绪，多蕴藏着忧郁、苦闷、伤感的情绪，体现了何其芳的迷茫与对光明的朦胧向往。小说《摸秋》和《老蔡》，也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他的小说，写实性极强，乡土味扑面而来，笔调含蓄。

何其芳失学一年后，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此时的何其芳对文学的爱好愈加强烈，几乎到了入迷的程度。据他的同学回忆，在北大，他几乎读完了图书馆所有外国文学作品的中译本，还阅读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特别醉心于唐人绝句与晚唐诗词，为将来的新诗创造，汲取了充足的养分。

进入北大以后，何其芳迎来了他创作的高产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尤其是1932年夏天，何其芳每天都想写诗，像中国古代苦吟诗人一样，成天苦吟，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自1933年始，何其芳又开脱了一篇新的创作天地，开始写抒情散文，他说，“那种不分行的许些更适宜于表达我的郁结和颓丧”，“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他的散文，与他的小说、诗歌风格颇为相似，这也是他早年的写作风格。

何其芳此时的散文，主要发表于《现代》、《水星》、《文学月刊》等杂志上，后来收入《汉园集》（与李广田等合著）《刻意集》《预言》中。这些诗文，诗意浓郁，意象丰富，描绘细腻，无不具有梦幻和绮丽的色彩。何其芳的诗文，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浪漫主义的养分，令人耳目一新。

将成都摇醒

1935年夏，何其芳学成毕业，任教于天津南开中学。从安静的校园走向社会，无异于从那个“安静的颓废”的古城，到了一个充满“污秽和腐臭”的都市，这个城市让他看到了芸芸众生的真实生活，学生运动热烈的集会、盛大的游行也让他感到“象一堆突然燃烧了起来的红色的火”，照亮了他“生活的阴暗”。在天津这一年，何其芳几乎忘记了写诗，也不想写散文，而是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他认为“只有写长篇小说也能容纳我对各种问题的简介，才能舒解我精神上的郁结”。教学工作的繁忙令他此时少有闲暇进行文学创作，他的长篇小说《浮世绘》，只写了4个片断，便搁下了。

1937年，何其芳回到四川老家万县，在万县师范学校教书，本想认认真真在这里从事一番“启蒙”工作，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岂料学校里的教员整天打麻将，他们对上海、南京沦陷虽然叹息不已，却更关心自己的享乐与薪水。何其芳深感失望，与好友杨吉甫一道，合编了一个《川东文艺》，宣传进步思想，倡导新文学。《川东文艺》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成为了川东地区一支嘹亮的号角，然而，杂志出了几期之后即被查封，何其芳转而来到成都。

何其芳来到成都，在成都十四中学任教。在这所复古空气很浓的学校里，何其芳自编教材，选印了鲁迅、茅盾、朱自清等“五四”新作家和高尔基等外国名家的作品，新鲜的教材，生动的讲解深受学生的欢迎，一扫课堂上的阴霾之气。在何其芳的支持下，班级学生还创办了《学生文艺》半月刊，何其芳担任顾问，对学生们的创造、编辑给予了亲切的指导。

这时的何其芳又大量撰写杂文。他与方敬、朱光潜、谢文柄等人，发起创办了一个名为《工作》的进步刊物，半年便发行了8期。刊物的宗旨为宣传抗日战争，主持社会正义，推动文艺运动。内容丰富多彩，有记叙沦陷区和作战区的切身经历，也有对社会的黑暗、现实的丑恶的揭露，主要撰稿人有何其芳、周文、朱光潜、沙汀、刘盛亚、方敏，他们的文章大多具有现实针对性，痛快淋漓地揭发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和腐朽面。每期刊物一出，何其芳他们就亲自到青年中间发行，他还动员当时在成都读书的妹妹何曼迦、何频迦一起推销刊物。

何其芳的杂文，大多发表在了《工作》上，抨击社会的种种落后现象。到了后来，与何其芳接触的人，甚至他的朋友，都不赞同他写杂文，说他“刻薄”，“火气过大”将他比作“青年运动家”、“社会运动家”，甚至说他如此“一定要短命”，对此，何其芳异常气愤。1938年6月的一天，这种情绪令他不能自己，他郁积了许久的感情终于在这一天爆发出来，写下了名篇《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象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

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

向我走来，

向我的国家走来……

然而我在成都，

这里有着享乐，懒惰的风气，

和罗马衰亡时代一样讲究着美食，

而且因为污秽，陈腐，罪恶

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

遂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

虽然也曾有过游行的火炬的燃烧，

虽然也曾有过惨厉的警报。

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1938年的成都，“它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要摇醒它，借用鲁迅先生的命运，还需有“更大的力”。何其芳的这首诗，便有着这般神奇，摇醒了许多成都青年的心，在成都追求曙光与黎明的人群中广为流传。

就在写下《成都，让我把你摇醒》一诗不久，何其芳得知沙汀已经地下党负责人车耀先同意去延安，于是他找到沙汀，要求一同前往，在获得批准后，1938年8月8日，何其芳与沙汀一道，穿过层层封锁，奔赴延安。此后，何其芳又两次调到重庆工作，先后担任中***四川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重庆《新华日报》社副社长等职务。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当局悍然查封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新华日报》，何其芳一直坚持斗争，最后才撤返延安。

1953年2月，何其芳出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10月以后，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直至逝世，他还担任了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和书记处书记、《文学评论》主编。工作间隙，他仍然抽空进行文学理论的探讨，对一些分歧较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些观点，后来大多收入《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论<红楼梦>》、《诗歌欣赏》等论文集中。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在北京逝世，终年6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