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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江阁概况
——风雨问当年，流寓星沙，客恨曾题临水阁
江山留胜迹，何分湘蜀，诗魂尚系浣花溪
据史记载，唐大历三年秋，杜甫友韦之晋调潭州剌史，投之待至而韦卒，甫以贫病之身客居长沙。初，甫寄舟中，泊南湖港。近港之驿楼，迎别友人之所也。甫两别刘判官，诗云“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他日临江待，长沙旧驿楼”。后移居湘边佃楼，或在长沙小西门一带，自称“江阁”。有《江阁对雨有怀》诗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江阁卧病走笔》诗云“客人庖厨薄，江楼枕席清”。杜于江阁中，曾晤苏涣，有《呈苏涣待御》诗云“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又晤李龟年，有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阁遗迹早不存矣，而今得于原址重建之。
诗圣杜甫，晚年两度驻足长沙，曾寄居江阁，在长沙留下诗作五十余首。为纪念这位被历代人民爱戴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和世界文化名人，长沙市人民政府，在湘江风光带兴建杜甫江阁。鉴于杜甫江阁是杜甫在湖南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住所，作为湖湘文化和杜甫相全方位接触的一个契合点，和杜甫的不解之缘，我们决定选取杜甫江阁作为载体，追本溯源，发散辐射，进行相应的调查，从而在凭怀伟大诗圣的同时，追寻杜甫与湖湘文化的相互影响（或者称之为作用力）。
调查报告首先从杜甫江阁本身说起。
杜甫江阁为缅怀杜甫而建，选址在长沙西湖路与湘江大道相交的湘江风光带上，与天心阁、岳麓山道林二寺和岳麓书院形成一条文脉带。清康熙年间，长沙就有文人名士提出为杜甫修建江阁、诗碑，立塑像，以纪念诗人。此后，这种呼声一直没有停过。2002 年，长沙市政府终于担起了这一重任。
杜甫纪念馆，东朝湘江大道，入口前为广场级踏步；西面面向湘江、主体建筑距湘江堤边5米，一层露台飘于湘江上5米。杜甫江阁的南北连廊为诗碑廊，柱两侧立石碑刻杜甫诗歌供人学习，诗碑廊有扇形廊、曲廊，石碑点缀设置。杜甫江阁北向规划布置六角形碑亭，重檐屋顶，亭中立碑，记述长沙市政府修建杜甫江阁的缘起和经过。杜甫江阁南向靠湘江大道人行通道路边建方亭，与诗碑廊相连，是杜甫江阁的次入口，方亭为单层屋面四坡顶。江阁为四层建筑，室外地面（江堤地面）至檐口底高 15．9米，至屋面脊顶高约19．5米。该建筑二层平面为杜甫纪念馆，馆正中立杜甫塑像，外墙2．1米高开高窗，实墙上用绘画介绍诗人生平，三层及四层为诗画会所，集名人雅士会诗作画，一层为诗词书画纪念品商店。建筑立面为中国传统仿唐古建筑形式，朱红色柱，仿古格栅窗，白色墙。柱廊台阶栏杆为云纹石柱、石面板栏杆。屋面歇山顶，远挑檐口，青黑色筒瓦曲线屋面，曲线舒展，体现唐代建筑古朴、雄伟、厚重的基本特征。面向湘江大道及湘江的东、西两立面均为主立面，于屋顶檐口下立横扁，上书“杜甫江阁”四个大字。杜甫江阁书法碑廊工程位于长沙市西湖桥口湘江风光带，投资100余万元，将于明年2月竣工，从杜甫在湘时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59首诗到时将呈现在人们面前。书法碑廊是杜甫江阁的一部分，由全国著名书法家沈鹏、李铎、颜家龙、李立、何满宗等书写。杜甫晚年在湘时的作品约100余首，因其在世59年，为表纪念而只选出59首。
杜甫江阁主楼的文化工程主要围绕杜甫与长沙、杜甫在湘所创作的诗歌以及杜甫对湖湘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设计，同时注重整体环境布置，以期营造出最佳历史文化氛围，适应不同社会层面的观众，达到融知识性、休闲性于一体的效果。
二楼设计布置为纪念大厅。大厅正面为大型木制浅浮雕《杜工部潇湘行踪图》，展示了杜甫在湖南生活时的行踪，与大厅中央杜甫雕像交相辉映。大厅两侧布置有张大千、林散之等著名书画家的杜诗及诗意画，加之对联、诗画大花瓶、仿古红木大座屏、花架、几案和名贵盆花、盆景等，使整个大厅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三楼专题展示杜甫生平。其中以诗画形式，着重展示杜甫在湘三年的诗作，表现其老病孤舟的生活困境以及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展览分六个部分：家世、游历、言志、诗史、湘魂、光彩。拟展出图片资料、诗画作品、杜诗版本、实物资料***百余件。此外，展厅整体风格与江阁建筑风格相似，展墙采用万字格门窗式造型，此种建筑造型语言能有效地把观众带入历史的时空隧道，加之层版设计采用古代线装版本书页的形式，两者结合使古代文化的韵味更浓。既能使参观者在浓郁的唐文化中缅怀诗圣，又使整个展厅简洁明快，疏密有致，轻松舒适。
四楼设计布景为以文会友和精品展示场所，暂名为“集雅轩”。拟分为模型展示、以文会友和观众休息三个小区域，大厅中央摆放江阁模型一座，两侧布置清代红木家具、文房四宝、古玩字画、湘绣奇石精品等。四壁有长沙人文荟萃人物故事组画，讲述屈原、贾谊等历史文化名人故事，以反映长沙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诗圣”杜甫晚年在湖南漂泊了两年多，曾在长沙湘江边“江阁”寄居,并是诗人度过的人生最后一段岁月。两年里，杜甫留下百余首诗篇，其中在长沙所作的就有50多首，包括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还有点出“长沙”之名的《发潭州》：“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这些史诗为湖湘文化添光增彩。
编辑本段杜甫在长沙
——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
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
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
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
“诗圣”杜甫于唐大历三年（768）晚秋，从蜀中前往湖南，准备投奔旧日好友、正待调任潭州刺史的韦之晋。不料，杜甫赶到长沙时，韦之晋已不幸暴卒，贫病交加的杜甫，只得在长沙度过了人生最后两个年头。
从入长沙，到魂归湘江，杜甫与长沙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诗50余首，留下了“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春水”，“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等名句。
初来长沙时，杜甫寄居舟中，船常停在南湖港。南湖港附近的长沙驿楼也就成了杜甫送别友人的地方，“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等佳句迭出。
稍后，杜甫在小西门外的湘江边租佃了一间简陋的楼房，因楼房面临湘江，“诗圣”将其取名为“江阁”。杜甫在诗中曾多次对“江阁”有过描绘，《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有云：“南纪风涛壮，阴晴屡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雨来铜柱北，应洗伏波军。”在《雨》一诗又云：“山雨不作泥，江云薄为雾。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明灭洲景微，隐见岩姿露。”可见当时“江阁”面对湘江，云掩薄雾，鹤舞白沙，流潦满野，日照其中，橘洲景色忽明忽灭，麓山岩姿若隐若现。
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江阁”成了杜甫唯一可以安身的地方。在这里，杜甫不仅得到了暂时的安宁，还结识了不少新旧朋友，苏涣就是其中之一。苏涣年轻时闯荡江湖，后考取进士官至御史“佐湖南幕”。他虽身在官场，却独来独往，不交州府之客。一天，苏涣特地来到江阁访问杜甫，两人饮酒品著，谈诗论文，极为融洽。杜甫十分赞赏苏涣的才气，称他“方力素壮，辞句动人。”次日回味，仍似闻金石之声，将近作《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相寄，“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就出自此诗。杜甫自从结识了苏涣后，两人过从甚密，引为患难之交。
在此期间，杜甫还遇到了旧友、大音乐家李龟年。据说李龟年曾在湖南采访使的筵席上咏唱王维的“ 红豆生南国”和“春风明月苦相思”，听者无不罢酒饮泣。杜甫少年寓居洛阳姑母家时，多次在歧王李范宅里和殿中监崔涤的府第听过李龟年的歌唱，没想到在长沙又能相见。欣喜感慨中，杜甫写下了《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寥寥数语，包含了时代的动乱、国家的盛衰、人民的流亡和个人的悲欢。
770年冬，杜甫在从长沙前往岳阳的船上逝世，时年59岁。
编辑本段杜甫与湖湘文化的相互作用力
一、杜甫文化给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整个先唐，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刚刚纳入中原版图，地域文学还谈不上大的发展。汉末唐初长达四百余年的动乱又大大减缓了这一地区地域文学的发展进程。湖南在当时的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大业五载（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万。贞观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万。即使发展到百余年后的天宝元年（742），户口也近九十五万。近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省境内仅有三十至九十余万人，足以显示开发程度之低，经济文化水平只落后。《唐会要》卷六二、卷八六载，荆、益、黔中、闽中、岭南州县都属于奴隶买卖区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说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岁贡京师供人取悦。洪、潭等州僧寺内也多奴婢。这些事例侧面反映出唐时期湘中地区的风俗愚顽、未被教化可见一斑。
只有到了隋唐一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文学才开始自具面目，并与北方文学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唐朝通过命官、铨选、贬谪、科举、置幕等手段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保持与南方的密切联系。同时，北方文人们的南来北访也是北方文化南输，南方广大落后地区受容先进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学的动态历程。
北方文人不但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带来了北方文坛风气。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题壁，唱和，寄曾，这一系列活动给湖南地域文学带来的生气。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继承楚文化而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的。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前提下，杜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无疑对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甚至对其地域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
大历三年（768）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与宋之问的《晚泊湘江》及后来作幕潭府的沈传师，斐怀古诗并称“四绝”，中唐以来人们十分珍视，作四绝亭一贮之，以诗板高悬寺内，四绝诗、亭成为潭州一胜迹，韦蟾诗称：“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可见后人之无限仰慕。四绝亭周围的景致极美，文人诗兴因此更高，齐己《怀道林寺道友》云：“四绝唐千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翌日凭栏道业休.”像这样写成的诗颇多，以至后来成集，《新唐书.义文志四》。
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湖湘文化中凭吊文学的发展
杜甫仙逝湘江后有杜甫墓，杜工部诗才盖代，名悬日月，受后人景仰，并有不少凭吊诗为后人传颂：
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
——唐·元稹《题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
——宋政和五年 凤台子 王得臣 彦辅《麈史》
水与汩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
——宋·徐屯田《过杜工部坟》
历代文人墨士对杜甫的凭吊不枚胜举，这些文学创作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湘文化的发展。
三、杜甫的“史诗”给湖南的历史学考察留下了一笔财富
杜甫的诗向有“诗史”之称，他在湖南的创作也毫不例外的发挥了这一功能。
譬如杜甫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后，离开长沙，逆水来衡州投奔韦之晋，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两人恰于途中错过。杜甫再匆匆赶回长沙，韦之晋却不幸在日前暴卒，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暂栖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暂住在江边的阁楼之上。生活没着落，他只能靠奉赋赠诗取得一点接济度日，这种“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也没有仅仅悲伤自己的身世际遇，而是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他写人民的疾苦，“万姓疮痍台，群凶嗜欲肥”；写吐蕃侵于外，藩镇骄与内，“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写战争的残酷，“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霰”；写与死于战乱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栖身洗濯，“入舟虽苦热，垢腻可灌溉。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些诗，真切地描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状貌，为长沙留下了一页长沙诗史。杜甫在湖南留连了一年多，留下诗作近百首。这些诗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后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时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凉漂泊生活的写照，表现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关心天下安危与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沙地区的风物人情，使人读来倍感亲切。
四、湖湘文化中的忧国爱民情怀与杜甫文化不谋而合，相得益彰
都说湖南人最明显的特质是霸蛮，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湖湘任德曼的特质分开三层来理解，这也使得到千古以来无数历史事实明证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
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生兮醴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
“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
“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撇开第一层面意思姑且不论，杜甫所有湖湘传世诗篇中绝大部分体现出了我们湖湘人的那种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姑且不说这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至少也未二者的进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湖湘人的忧国爱民更多地体现为入世，敢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采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悯人了。
编辑本段湖湘文化反思
一、湖湘文化的傲慢与偏见——晚年杜甫被迫自寻退路
众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湖湘文化也不例外。朱汉民教授认为，湖湘文化的渊源有两个：一是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其次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但不可否认,中原那些被贬谪流放的大知识分子对中原文化的南下和渗透起了非常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流放之人所不可避免的浮躁幽怨情绪，亦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楚人，这表现在思想上湖湘文化缺乏中原文化的那种从容温厚，体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迫切心理。所以，湖湘文化的辉煌虽然使湖南人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担戴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非我莫属、高高在上的自大的病态人格，久而久之，便演变成内存湖湘人行为的傲慢和偏见。今日之湖南，动辄标榜“于斯为盛、唯楚有才”、“无湘不成军”、“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动辄自号 “湘军”，诸如文坛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坛湘军等等便可堪为明证，一部《湖南人凭什么》更是把湖南人的傲慢与偏见暴露无遗。
其实，历史上的湖南长期都是“蛮荒之地”，司马迁在述及吴、楚时就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 ”。因为偏僻和落后，湖南历来是那些失意者的归宿之地。首先是屈原、贾谊贬至湖南，结果屈原怀抱石头投水自尽，贾谊亦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紧接着老病衰弱的诗圣杜甫漂泊到湖湘大地，一年之后，他猛然发觉“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这位老人也不得不寻生退路，但是“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最后竟病死在洞庭湖上。
公元805年前后，杜甫的孤舟和尸骨尚在洞庭湖上漂泊，一批文人又先后流落到了湖湘，他们是宋之问、孟浩然、张九龄、张说、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南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南仍游离在中心之外。“苏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 ”、“无徽不成镇”等，湖南都不沾边。同时，湖南也没有区位优势。当时从北到南有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一条经过江浙入闽，一条途径皖赣进粤，都绕开了湖南，而湖南本身又地处中部内陆，没有直接的入海口，从而更加局限了湖南的经济发展。清朝时“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计划经济时代地位虽稍有改观，但到了今天，地位又与满清时代相去不远。所谓“于斯为盛、唯楚有才”，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5783名，湖南仅57名。只是进入近代以后，湖南才出了几个重量级的政治精英，湖南也因之才得以声名鹊起。但说文化，全省出的文化名人甚至不及江浙一个地区的人多。种种现象，值得每一位自负的湖湘人反思。
二、对待文化的态度——“经世致用”过则为“急功近利”
这里讨论长沙市政府——一群湖湘人盖杜甫江阁的动机问题，到底是继承弘扬一种文化，还是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或者干脆是为了增加长沙市旅游业的一个景点呢？笔者稍稍上网搜索了下“杜甫江阁”，弹出很多链接，我看得最多的却是“旅游景点”、“门票收入”等字眼，因此感到很困惑。“经世致用”强调文化应该为现实服务，但是我们能文化为现实服务丢掉文化的题中之义吗？另外也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哪怕是普通一员,尤其作为这个名城建设的决策者们,他们仅仅知道杜甫之名、或者仅仅知道杜甫到过长沙、写过长沙诗、住过长沙湘江边上,恐怕还不够,还得将杜甫其诗、其人的沉甸甸的分量与当今长沙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考虑,重新定位城市建设与历史承载之间的血肉联系和奇妙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市民也好,决策者也好,长沙的城市建设也可以以杜甫这面镜子为鉴,将历史流转与当代城市建设、发展融入一体,作为“经营城市” 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从中寻找最佳结合点,并达到文化、文明、文章与经济增长的“双赢”,而这其实也必将是一项永垂青史的“光焰万丈长”似的见证性建设。经济发展与文化弘扬应该不应该摆到一起谈，能否双赢也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