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兴盛于唐代的原因是

(1)社会因素

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

(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

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

(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

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

(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

(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

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

补充

参考资料：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初唐诗研究概述（许总）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而初唐诗作为唐诗整体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诗艺术高峰出现的前奏，自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初唐诗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唐诗学界向来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在初唐诗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也正是文献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二十年来，初唐时期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有整理校注本出版。王绩诗文集在其去世后由吕才辑为五卷，中唐时被陆淳删节为二卷本，元明以后通行的便只有删节本。韩理洲发现了五卷本王绩文集的三种清代传抄本，便以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而成《王无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收王绩诗文一百五十余篇，比删节本多收诗文九十余篇，同时还辑入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成为现存王绩文集最完备版本。另外，王绩诗文集还有王国安的《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和康金声、夏连保的《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初唐四杰”诗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以张燮编《幽忧子集》和童佩编《盈川集》为底本，并补入若干佚诗佚文。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第一部卢集的编年笺注本，材料详赡，考辨精细。此外，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文章四友”诗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两种书都属“唐诗小集丛书”。同属这一丛书的初唐诗人集还有陈文华的《刘希夷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启兴、张虹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其他重要诗人诗集整理本还有彭庆生的《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卷一为《感遇诗》，卷二、卷三按编年顺序收录其他作品，每篇作品先校后注，并指出编年理由；连波、查洪德的《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第一部沈诗全注本，注释简明，并附有历代评论资料；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收诗三百九十首，详加校勘、注释和解说，是迄今搜罗王梵志诗最为完备的注本；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据现存宋版为底本，收寒山诗三百一十三首、拾得诗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诗十首，并详加注释。总之，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几乎涉及到初唐时期所有的重要诗人。

在初唐诗的研究中，诗人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初唐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诗人群体即“初唐四杰”和“文章四友”的研究上。

有关“初唐四杰”的论著有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生平行踪、德才品评、作品剖析三编，附录有《“四杰”年谱》，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初唐四杰”的专著。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则是一部四杰合谱，该书不仅对四杰的人生经历、思想变化以及诗文系年加以详细钩稽考证，同时兼及义理辞章分析，创获甚多。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十章叙述骆宾王传奇式的一生经历，后五章评述骆宾王文学创作的特色和影响，以及历代对骆宾王的评价问题，对骆宾王研究有开拓性贡献。除此之外，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还编有《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录论文二十九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骆宾王的人生、思想及文学创作。有关“初唐四杰”的论文甚多，主要有：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1990年第3期），探讨了四杰虽然批判齐梁浮靡文风但自己又不脱齐梁习气这一复杂情形及其成因；任国绪《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说》（《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和骆祥发《初唐四杰与“浮躁浅露”说》（《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两文，对《大唐新语》所载唐人有贬四杰“浮躁浅露”的说法加以驳难；徐尚定《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文献》1993年第2期）、《卢骆歌行的结构模式与艺术渊源》（《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两文，前者论述了“选体”、“选学”对四杰的重要影响，后者勾勒出唐代七言歌行体的发展进程，说明四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许总《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论四杰诗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江淮论坛》1996年第2期）、《宗经与辨体——四杰文学思想二重特性与唐前期诗史演进》（《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分别从唐诗体式规范、唐代前期诗史进程、唐代前期诗风变革、四杰文学思想的性质、四杰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等方面，对四杰加以多角度的研究。

有关“文章四友”的论文主要有：聂永华《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贯珠》（《南都学刊》1994年第2期）、许总《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郑伯勤《论“文章四友”》（《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皆着眼于在综合研究“四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四友”在近体诗规范定型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在整个唐代前期诗史进程的背景上把握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另外，毛水清《杜审言四题》（《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连载），就四友中的杜审言吉州之贬的原因、杜审言的“謇傲”性格、杜审言是否宫廷诗人以及“文章四友”之称始于何时等问题进行考索；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认为李峤的大型咏物诗集《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对偶声律风气中的产物，实际上是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类书籍，成为当时初学律诗写作者的范本。

除此之外，初唐时期的其他重要诗人王绩、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通俗诗人王梵志、寒山，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宫廷诗人李百药等，都有专论发表。比较重要的有：张锡厚《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张明非《论王绩的田园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许总《王绩诗歌的时代类型特征新议》（《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分别对王绩的题酒咏隐诗、田园诗加以重新评价，论述王绩诗歌超脱于唐初时代而与其后时代特征暗合，颇能启人心智。查洪德《沈佺期新论》（《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沈诗艺术成就高于“四杰”而与陈子昂比肩；许总《“沈宋体”形式与内涵新论》（《江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沈宋体”并不全工近体，而是在古体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有关陈子昂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获甚多，韩理洲还有《陈子昂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属陈子昂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吴明贤《陈子昂论考》（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考论结合，论述全面。另外，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香港中国和世界出版公司于1989年、1993年出版的两次陈子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七十篇，展示了近年陈子昂研究的成果。单篇发表的有关陈子昂的论文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张若虚的重要论文有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许总的《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新指向》（《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等。关于王梵志、寒山，有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项楚《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张家鹏《再说寒山诗》（《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宫廷诗研究，主要有余美云《论唐太宗》（《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王玉梅《宫体诗与唐太宗》（《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许总《时代精神与艺术传统的不稳定构合——对李世民诗的客观解析与价值评估》（《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唐前期宫廷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唐初杰出的宫廷诗人——李百药》（《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等。

试题库

填空：

1． 被闻一多先生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是。

2． 宋代诗人苏轼评价的艺术成就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名词解释：

王孟

背诵：

1． 王维《终南山》。

2． 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

问答题：

1． 《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涉及对宇宙永恒和人生短暂的思考。请你参照其他诗作，谈谈古代诗人的自然观，以及你对这种自然观的看法。

2． 陶渊明和王维都是田园山水诗歌创作方面的大家，两人也都有隐居不仕的生活经历。请以《渭川田家》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一诗进行对比，比较一下两人诗歌意境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