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的文学自觉怎么解释

“魏晋文学自觉说”的提出,源于日本人铃木虎雄1920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名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后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铃木先生认为,汉末以前中国人都没有离开过道德论的文学观,按此路线发展,就不可能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倾向。他由此得出结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3]作为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证据,就是他对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分析。铃木先生在这里主要强调了四点:第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开始了对于作家的评论;第二,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所谓“经国”,恐非对道德的直接宣扬,而可以说是以文学为经纶国事之根基。这是从道德论的文艺观转向的重要标志;第三,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观点,“这是根据不同的文体说明其归趋之异”；第四,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4]可见,关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主要根据,铃木当时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很难看到铃木的文章,所以,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讲,最直接接受的还是鲁迅的观点。1927年9月,鲁迅应邀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5]他不仅沿用了铃木“文学的自觉”的说法,而且同样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主要论证根据,包括对于曹植的分析,都与铃木的说法大致相同。[6]以后,“魏晋文学自觉说”逐渐在一些人的论述中开始出现,但是由于都没有对鲁迅的观点作更多的展开,因而它的影响并不大。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郭绍虞先生就指出:“(曹丕的)这种论调,虽则肯定了文章的价值,但是依旧不脱离儒家的见地。”[7]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经过李泽厚的特别推重,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在学术界迅速产生了重要影响。[8]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李泽厚对于鲁迅说法的张扬,使得“魏晋文学自觉说”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深入人心,大有“风靡天下”之势。[9]其后,学者们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具体内容也做了比较多的概括与补充,并在时间上也各有修正。[10]最有代表性的是袁行霈先生的说法。他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的自觉”,他认为:“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11]袁行霈先生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说”的这种概括,比起李泽厚的论述更有条理性和系统性,也更为坚实地立足于文学本身,其论述随着由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的大量发行,正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讨论中国古代文学自觉观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不能把唯美主义的追求看成是文学自觉的惟一标志,时时刻刻记住文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是自先秦到魏晋六朝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深刻理解,这也是中国文学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六朝人不仅一直没有摆脱功利主义的艺术观,而且对于那些形式主义的艺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我们知道,在魏晋六朝关于文学形式的探讨和文学创作实践中,存在着一种唯美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它的极致就是齐梁宫体诗的产生。因为他们背离了中国人关于“文”以载“道”的基本原则,所以受到严厉的批评。从《南齐书·文学传论》的“虽存巧绮”,“本非准的”,《隋书·经籍志》的“文章道尽”,到陈子昂的“寄兴都绝”,李白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些说法,都代表了当时人对于六朝文学的基本认识。

如何认识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呢?我以为,最好的方式还是从历史中寻找相对客观的尺度。从汉代开始的中国中古文学,有三个重要的客观标志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在封建地主制社会基础上文人阶层的产生,这是中国中古文学发展的一个划时代标志。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中国先秦文学,从本质上讲是建立在血缘家族为纽带的世袭社会的文学,是以贵族文人为主体的文学;而中国的中古文学从本质上讲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的文学,是以官僚文人为主体的文学。汉代正是这一新的政治制度建设的真正开始,自然也是中国中古文学的开始。正是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形成了以“读书—仕进”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的文人官僚阶层。这一阶层此后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主体,也成为中国中古文学的创作主体。中国中古文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以文人官僚为创作主体的文学。从这一点来讲,从汉到唐都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只是,由于政治制度的内部变化,不同时代的文人在社会上所处的政治地位各有不同而已。汉代的文人依靠经学的学习和选举制走向社会政治舞台,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依附于门阀制度之下;唐代文人则通过科举制成为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僚。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正是在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之下,反映了各个时代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

第二,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封建官僚政体的左右下,中国中古文人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态,并对中国中古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建立在辅佐明君建功立业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却要受到皇权与官僚政体的体制性压迫因而进行个体性反抗,于是儒道互补就成为中国中古文人的基本思想倾向。佛教在这个时期虽然对于中国的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佛教之所以被中国文人所接受,也正是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实现的,照样不脱离儒道两端,只是不同的时代各有侧重而已。汉初的文人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儒家思想相对处于弱势;自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道家思想又处于弱势。魏晋时代,随着儒家经学的衰落,道家思想在文人思想中成为主导倾向,儒家思想又相对处于弱势。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动乱与朝代的频繁更替,儒道释三家思想遂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唐代达到了中国中古社会的盛世,文人的文化心态与前代有所不同,但是指导他们的仍然是儒道释三家思想。这也构成了中国中古文人文学创作主题的两极:或者抒写自己关心时政的积极入世态度,追求三不朽的人生理想;或者抒写自己在政治体制压迫下的各种牢骚与不平,追求个体的独立与自由、世俗的生活与享乐。无论是汉代文人、魏晋文人还是唐代文人,大都在这两者之间徘徊。

第三,中国中古文学在艺术形式美方面的追求,同样也与文人集团对于“文”的认识和他们的文化修养有关。他们把“文”作为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工具,甚至把以文传世当做自己人生不朽的理想,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他们才会在“文”的形式美方面不断地追求。在汉代,他们是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创立了赋体文学的审美典范;同时也是乐府诗和五七言诗的积极参与者,确立了乐府诗和文人五言诗的基本艺术格局。在魏晋南北朝,他们进一步在文学的形式美方面下功夫,由汉赋逐步发展出了骈体文,他们让五七言诗由汉代文人文学的次要形式而蔚为大国,在辞藻的追求和韵律的探索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并且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总结为“文”之道。在唐代,他们不仅完善了近体格律诗,又开创了“词”这样一种新的文体。同时,他们又反过来对于六朝时期艺术形式美的倾向给以适当的反思,中心目的还是为了让“文”更好地发挥表达文人各种心态和文化思想的作用。从汉代文人司马相如到建安时期的曹氏父子,再到唐代诗人杜甫和韩愈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条自觉地追求艺术之美的探索轨迹。

我以为,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认识中国中古文学,结合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状况,也许可以比“文学自觉说”更好地理出一条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线索,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两汉时期,它标志着先秦贵族文学的衰落,是中国文人文学建立的开始,无论是从文体的形式探索还是文学内容的表现方面,都为魏晋六朝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是中国文人文学成熟的时期,特别是在文学形式和文学理论的探讨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第三个阶段是隋唐五代时期,它是中国中古文学的高峰,特别是以唐诗为代表的韵文文学,不仅是中国中古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历史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