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的介绍
王冕（1310—1359），字元章，一字元肃，号煮石山农。浙江诸暨市长宁乡郝山下人。他的别号很多，有竹斋生、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饭牛翁、煮石道者、闲散大夫、老龙、老村等。另外，他还给自己的草堂，先后取了水南轩、浮萍轩、竹斋轩、满目青山轩、梅竹轩、耕读轩、心远轩、竹西轩、听雪轩、听秋轩等名称。他是元代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的诗人和画家。
王冕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的水南村。村上***有三户人家，一年到头辛苦过活。一条溪水像带似的流过，挺秀的山峦耸立在屋后，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葱茏。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正如他诗篇中所说：“青山隐隐带江流，江上轩窗面面幽。”他在此地“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芝园后集》卷十）。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村中度过的。朴实的生活与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性格，赋予他的诗画创作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的祖代，原住在关西的王景（函谷关以西）。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节度使的官。王德元有两个儿子，一是王琪，曾任阆州观察使；一是王琳，做过统制官。从王琳开始迁居诸暨，传到王冕已经八代了。
王冕的远祖，无疑是官僚家庭，但传到王冕的父亲已成为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徐显的《稗史集传》载：“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在王冕的《竹斋诗集》中说：“九里先生两鬓皤，今年贫胜去年多。敝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数亩豆苗当夏死，一畦芦穄入秋瘥。相知相见无他语，笑看生前白鸟过。”（《九里山中》）“白日力作夜读书，邻家鄙我迂而愚。破甑无粟妻子闷，更采黄精作朝顿。”（《过山家》）“江南古客无寸田，半尺破砚输租钱。好山好水难夤缘，荃房日薄蒙荒烟。”（《有感》）
从这些诗句来看，他是亲身参加各种劳动的，读书作画不过是他的农余活动，而且是为了生活，以卖画易米糊口和纳租付税，他写诗作画自然与一般士大夫吟风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由于他“耕无寸田，牧无风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无棉絮过冬，草屋破漏无力修补，庄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无粮，妻子忍饥挨饿，不得已只好采野菜充饥。在此情况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蓬头赤脚，下田耕种，栽植竹、茶、桑、麻及杂粮等来维持生活。对这种贫苦生活的描述，在有关的著录中到处可以找到。例如在《竹斋诗集》中还有“我穷衣袖露两肘，回视囊中无一有”的描写。在《铁网珊瑚》里有“今年老异于上年，须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的记载。尽管有此惨苦遭遇，但他宁愿耕作卖画度日，不愿奔走豪门乞食，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坚贞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一说生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岁。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持此说。吴谱还载王冕生日为七月廿二日。一说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卒于明永乐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岁。
这两说之谬误在于将王冕的儿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这是近人姜克涵发现的，他的这一见解发表在《学术论坛》1957年第2期。试看吕升写的王周行状：“山樵生于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于永乐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寿七十三。”
姜氏说：“这便是上引的关于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岁的根据，而且吴谱还是采用这段文字所载的月日。至于其改变年代的缘故，是因为卒于永乐年间与一般记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为明军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后上推七十三年，便断定生于至元二十四年。”更有甚者，“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辗转引用，甚至还有人据此而以1935年为王冕的诞生六百周年纪念大写纪念论文”。
姜氏认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应当是：“生于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于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岁，大致是不差的。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岁生子。”这是姜的结论。
从王冕的《自感》诗中“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等语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对的。
《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记载：自从至元元年（1335）罢科举以来，一直到至元六年复行开科取士。王冕《结交行送武之文》一诗中有“明年平原芳草绿，试弓好射衔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复科举制。平原芳草绿指春天，试弓好射衔花鹿，正是指考进士。至元六年。考试结果，王冕不中，即焚所为文，表示永绝佳途。“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试失意后之作。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岁。从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说相符合。
相传，他的父母，单生王冕一人，爱他如掌上明珠，他周岁就会说话，三岁能对答自如，到五六岁，认识能力要比一般儿童高，八岁开始入学，成绩优良，宗族大为惊奇，视为神童，宾客也称赞他为“千里马”。
王冕小的时候，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强。有一天，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听村童读书，傍晚回来时，牛不见了，被他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罢，过了几天，他又到庙里坐在菩萨的膝上，借长明灯读书认字。《儒林外史》一开始描写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据这件事写的。不过查考有关他的传记资料，王冕并不曾替别家放牛，也并不是幼年丧父。吴敬梓把王冕写成幼年丧父，从十岁上雇给人家放牛，经过这样的加工，使王冕作为一个农民艺术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鲜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据《儒林外史》所说，王冕的学问艺术好像都没有师承，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其实王冕的老师有据可证的有两位：一是王艮，一是韩性。王良诸暨县人，字止善，尚气节，读书务明理，学以致用。“止斋”是王艮归林后所筑“止止斋”的简称。王冕诗集中仅两题称人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斋王先生》。其中用“夫何能见紫芝眉”、“回首春风说向谁”等句，上句是用汉惠帝为太子时师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从学于王艮。
还有位老师是安阳韩性。全祖望的《参军王先生冕传》云：“王冕……贫家儿，窃喜读书，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为通儒。性卒，门人视先生如视性。”（《宋元学案》卷六十四）。《明史》王冕传也有类似记载。包赉在1935年12月《大公报》所刊《王冕事迹考证》一文中对此提出过怀疑。他说：“王冕是不是韩性的学生呢？如果真是韩性的学生，而且在韩性死后，同学视他如视性，这当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因此我觉得这事还须存疑。”其实，韩性是王冕的老师是可以相信的。《竹斋诗集》虽无记述韩性的诗文，但旧抄本后附有韩性的《竹斋记》。另外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十一也记载了韩性为王冕作的《竹斋记》，其中说道：“暨阳王元章以竹名斋，求记于余。余家抵暨阳不百里而未尝一至其处，不知所以记……”王冕于是取出自己画的一张荫蔽着数间毛竹的茅屋的图给韩性看，还指着画说：“是所谓竹斋而求子之记者也，可记以不？”子，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也可以特称老师。从《明史》列传、全祖望文及《竹斋记》，可以确定韩性也是王冕的老师。
青年时期的王冕，不信神鬼。明朝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王冕家与一神庙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当柴烧。然隔壁一邻居却敬神惟谨，遇到王冕毁掉神像，他马上就刻木修补，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头倒也平安无事，那户补像的人家呢，反而祸不单行。一日，补像者召巫降神，并且责问说：“王冕屡次毁神，为何神不归罪于他，而我每次补神，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个巫人十分尴尬，一时无话可答，乃发怒说：“你不设像，他怎么能够烧它？”从此这个人就不再补像了，庙也逐渐废毁，后来传为笑话。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悠闲恬静，倒是个一度热衷于功名事业的人。他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吕尚、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元蒙贵族统治歧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教育了他，他的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回来后，满怀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烧毁掉，表示永绝仕途的决心。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说的：“长大怀刚肠，明学循良图。石画决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声诗勒金石，以显父母誉。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
后来，他积了些钱，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游，几天的泛舟西湖和凭吊古迹，使他饱览了春日杭州的风光。
有一天，他看见了回回人，牵着花驴儿，在杭州到处招摇撞骗，说什么花驴儿能解人意，且懂回族语言。当时江南洪涝成灾，人民忍饥挨饿，而花驴儿倒是啖粟如故，贪官污吏，掷金争睹。王冕见此怪事，气得“归来十日不食饭，扼腕攒眉泪如雨”。这是他对元朝统治确立色目人的优越地位的强烈抗议。
在杭州游历时，他凭吊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当时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发掘南来诸帝后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墓中别无他物，仅得到一条白玉簪。王冕对此事深有感触，因而写出“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闲居录》）的诗句。
王冕还曾出游南京、九江口及七里泷等地，遍历潇湘、洞庭、太湖、庐山、天都、太行、潜岳、门云等地。有一次，大雪天赤着脚走到潜岳峰上，四面一望，大叫说：“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欲做仙人飞去！”（《芝园后集》卷十）他简直把自己整个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他曾说：“我昔曾穿谢公屐，散策曾寻谢公迹。”“我为爱竹足不闲，十年走遍江南山。”由此可见他游兴之大和足迹之广远了。游历中，“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饮，慷慨悲吟”（《玉壶冰》）。从交游中，结识了许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台长老、云屋僧、山阴道士、噩长老、恢长老、钦上人等等，和他们谈禅说法，并曾用“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时，法法何曾法”的偈语，来阐述画理。
王冕曾一度北游。据《儒林外史》说，他二十岁时北游，原因是为危素向他求画，他不肯应酬，因此危素生了气。但就他的诗和在燕京的事迹加以推究，他的北游似不在二十岁时，北游的原因也不是为危素，而有其他重大意义。根据张辰《王冕传》记载：王冕“至正戊子南归”。这次壮游，开始于戊子前一年元顺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王冕三十九岁，他从杭州古塘乘运河船北上，过嘉兴、松江、镇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镇江，渡江到扬州，经徐州、兖州、济州直到大都（北京），并曾往来于居庸关、古北口之间，观察边塞诸险要，又出长城直至开平。有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远，顿觉心旷神怡，但他想起美好河山却在元朝的统治下，不由义愤填膺，痛斥引狼入室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其《南城怀古》之一写道：“日上高楼望大荒，西山东海气茫茫。契丹踪迹埋荒草，女直烟花隔短墙。礼乐可知新制度，山河谁问旧封疆？书生慷慨何多恨，恨杀当年石敬瑭。”
这次数千里壮游，扩大了眼界，开拓了胸襟，他的诗画更是不同凡俗，他的爱国思想也更加强烈。
在北京时，元朝大官僚蒙古泰不花很爱王冕的画，常差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吆，闹得王冕不得安宁。后来不得已进了泰不花的馆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为谋士，却被他严辞拒绝。他笑着说：“尚书先生不要见怪，你太不聪明，再过几年，此地就成为孤兔出没的场所了！何必做官呢？”（《明史·文苑传》、《曝书亭集》卷六十四）
这时候，他的画誉越来越大，地主官僚都争趋馆下，求他画梅花竹石，一时缣素山积，他泼墨挥毫，千花万蕊，俄顷即成。（徐显《稗史集传》）
翰林学士危素，王冕不认识他。危素住在钟楼街，王冕倒也知道。有一天，危素骑马经过王冕处，王冕行了一个礼请他坐下，但未询姓名，忽然问：“住在钟楼街的是你吗？”危素说：“正是。”王冕就不与他搭话了。危素走了以后，有人问他此人是谁，他笑着说：“此人必是危太仆，我曾读过他的文章，看去有诡气，现在看他举止，果然如此！”（朱彝尊《王冕传》）
后来危素降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贬谪和州，幽恨而死。传说，有一次，朱元璋在东间侧室，危素在帘外走过，履声咯咯，太祖问：“是谁？”他回答说：“老臣危素。”太祖不悦道：“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还是你啊！”于是，次日传旨，令危素赴余阙庙烧香，故意羞辱他。由此看来，王冕倒是有先见之明呢。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故意把危素改为王冕同乡人，写危素回到故乡来，县官和乡绅们如何巴结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见而不可得。拿危素来陪衬王冕，一方面显出王冕人格高洁，另方面表示作者对那些卑躬屈节的人物的鄙视。
在北方，王冕看到了那些耀武扬威的统治者后，内心怒火更不可抑制，遂赋诗倾泄郁怀：“唤鹰羌郎声似雷，骑马小儿眼如电。总是无知痴呆相，也逞虚威拈弓箭。老儒有识何以为？空指云山论文献。君不闻，一从赵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袜线。”（《有感》）
他从塞北回大都后，他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更鲜明地流露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幅梅花，贴在墙壁上，并题诗说：“冰花个个团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列朝诗集小传》）表示自己不愿给外族统治者作画，对权贵予以无情的讽刺，使见者缩首咋舌，不敢与语，因而触痛了统治者的疮疤，他们想逮捕他。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无声诗史》、张辰《王冕传》）。
南归的途中，又遇黄河决堤，沿河州县，田园房舍淹没。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凉。王冕见此光景，自然内心苦楚，就对他的朋友张辰说：“黄河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我也只好南归，以遂吾志。”（朱彝尊《王冕传》、《诸暨县志》）
这时他听到他的杭州朋友卢生死在滦阳（河北迁安县西北），留有二个幼女一个男孩，无人抚养，他就到滦阳，安葬了卢生，带了二女一男回来，留养在家。宋濂的《王冕传》说有家僮使养，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人。
路过淮河地方时，又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认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怀是和残酷的现实相违背的。他在《南归》一诗中写道：“去岁离南去，今年自北归。过淮浑酒贱，出水白鱼肥。磊落同谁语，孤高与世违。最怜谯国子，潦倒说兵机。”
这次游历，使他更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势利。他知道功名已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辙，学南阳诸葛亮的耕隐生活，隐居于九里山的水南村，自号“老龙”，把草堂取名“耕读轩”。白天参加体力劳动，种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画，过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饥不饱的生活。
王冕做山农以后，生活日益窘迫，乡里人蔑视他，使他心境悲戚不堪，更使他不忍心的，是不能供养父母。他在《自感》一诗中说：“世俗鄙我微，故旧嗤我愚。赖有父母慈，倚门复倚闾。我心苦凄戚，我情痛郁纡。山林竞蛇虺，道路喧豺貙。荒林落日阴，羞见反哺乌。乌鸦有如此，吾生当何如？”
不幸他父亲在贫病交迫下逝世了，他悲痛之余，仍过其“酸辛甘自爱，褴褛愧妻儿”的生活。他送母亲到绍兴城里疗养，他的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荐他为府吏，王冕道：“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岂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唤吗？”（《诸暨县志》）再一次拒绝了为统治阶级服务。他养成了诙谐风趣放诞的性格。他母亲想归故乡，他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买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挂着木剑，唱着山歌，从村上走过，使得一群孩子跟着他笑，他也不在乎地向他们笑（宋濂《王冕传》）。
他的老师、同乡王艮，对他的品行很推崇。王艮曾亲自登门拜访过他的母亲，后来王艮做了江浙检校。王冕曾经身穿褴褛衣服，脚踏破鞋，去拜望王艮，王艮见到这副样子，马上替他洗尘，赠他鞋子，劝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下鞋子离去（朱彝尊《王冕传》）。
不几年，他的母亲也逝世了，他悲痛万分过了三年的守孝生活。
宋濂云：“冕既归越，复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草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
寥寥数语，可见王冕平日的言论与当时人们对他的态度了。在王冕的诗中，时常批评元朝政治的不良，北游归来后又公开宣传天下将乱，在朝廷看来一定会认为他是妖言惑众的人，是不容他存在的。所以他归家后要隐居九里山，显然与这类话有关系。
“去城悬九里，夹地出双溪。长年无客到，终日有猿啼。乌鸢虽见忌，麋鹿自相亲。”从这几句诗也可看出，他是因世人见忌而避入山中的。
至正十九年（1359）东南骚动。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国珍，派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窜，王冕不为动，时病卧床上，他说：“我是王元章。”士兵即将他载至天章寺胡大海处，胡大海请王冕上坐，请他指教策略，王冕说：“大将军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如果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谁人能心服？我绍兴乃秉义之地，要我教你们杀我父兄子弟，则万万做不到。你能听我，希立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请立即杀我。”胡大海被他讲得无话可说，只得再拜领受，叫王冕不要讲话就行了。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过几天就逝世，胡大海备丧礼殓葬于山阴兰亭之侧，墓碑题“王先生之墓”五字（张辰《王冕传》）。
关于王冕晚年有否做过朱元璋的咨议参军，并为明军谋划攻取绍兴的事，写过王冕传记的张辰、宋濂、朱彝尊、徐显、全祖望等以及现当代学者，历来说法不一。宋濂《王冕传》：“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明史·文苑传》）参与编修《明史》的朱彝尊所撰《王冕传》就否定此说，说：“自宋文宪（即宋濂）传出，世皆以‘参军’目之，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与王冕同时的同乡好友张辰的《王冕传》，对王冕的事迹记载最具体，对“参军”却未着一字。近人包赉《王冕事迹考证》则认为：“（明将）胡大海在至正十九年正月攻诸暨时曾见过王冕。当时即将此事报告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授他咨议参军。不幸中央的公文还未到达诸暨，王冕已经死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宋濂称他为参军。”这也多半是猜测之辞。比较起来，自当以张辰的《王冕传》为最可信。所以《诸暨县志》卷二十七说：“张辰与王冕同时同乡且朋友，当然较宋、朱所见所闻者为确，自当以张辰传为凭。冕为明师载去，自九里山至山阴天童寺数日即殁。不但未尝一日参军事，并未尝一见明太祖，更何暇为其画策取绍兴！冕所居为诸暨之九里，非山阴之九里，明师即住山下，至今所驻兵处，犹有营盘痕迹可辨。见《山水志》，其地逾山即山阴，去兰亭甚远，当时为明师载去自九里至天童寺，数日即卒，确未到山阴城外，更何暇远至婺州？竹咤（朱彝尊字）知宋传之误，作传以上史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出：“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说的正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