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诗的传统?

在我国传统诗歌中,常常标有“无题”为题的诗篇.

这类无题诗虽然也起初是因为作者想不到好的题目所以表明无题诗,但是大多时候作者都是有意为之,无题胜有题,之所以用“无题”作题目,是因为作者不便于或不想直接用题目来显露诗歌的主旨.

具体说来,诗歌中,凡属诗中之意不便或不想言明,以及题目难以概括复杂的意绪者,统称为无题诗.包括以“无题”二字冠名者、截取诗中字句为题名者(题目显然不是诗旨的概括或表现,只是作为一个符号表征)以及貌似有题而实无题者(诗旨隐约幽微、兴寄难明,虽有题目却不能言明).

这样的诗,往往寄托着作者难言的隐痛,莫名的情思,苦涩的情怀,执著的追求等.

这样的无题诗,虽然没有题目,但是文字之中篇目的主旨呼之欲出,比写出题目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无题诗有五言无题诗、六言无题诗、七言无题诗等.

最有名的无题诗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诗.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李商隐之前,卢纶写过一首七律《无题》,年辈略早于李商隐的李德裕写过一首五绝《无题》,都属于感遇一类.而以男女之情为题材的无题诗,始自李商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

古代歌谣皆口头创作,原本无题,其后由文人录入各种典籍中,可以说《诗经》实质上是一部无题诗总集.汉代的《古诗十九首》非一人所作,最早收入梁代萧统所编《文选》中,统称“古诗”,后人以首句为题,知其本为无题诗.两汉乐府诗,多以诗中首句或首句数字命名,实为无题,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江南》《平陵东》等乐府民歌.此后,从汉魏古体到唐体,文人或沿用乐府古题,或创乐府新题,所作乐府诗也多呈无题状.

最早命题作诗的当推屈原,《史记》本传谓其“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乃作《怀沙》之赋”,并对“离骚”之题意进行诠释,足见为骚人原题.汉末建安诗人之诗题始大备,题意也由屈原的隐微趋于显明.至陶渊明出现了题序合一现象,如《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作》《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谢灵运诗《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等,则表现出题注合一的倾向.其后,长题、繁题盛行,梁代任昉《赠郭桐庐出溪口见候余既未至郭仍进村维舟久之郭生方至》,被沈德潜视为“长题以此种为式”].唐诗命题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表现,一是题序、题注合一增多,长题屡见.白居易诗题字数超过诗句者屡见不鲜,如在忠州所作咏木莲的三首绝句***84字,而诗题竟有107字,不啻一篇散文；一是创作乐府诗时,或“寓意古题,刺美见事”,或“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将实际无题的古乐府改作有题,且取现实生活为题材,据题作诗.

诗题从无到有,是诗歌由最初的民众口头创作发展到文人创作的必然,是文学的进步,而诗题由短到长、由简到繁,题意的由隐到显,则是诗歌创作日益通俗化的结果.这种命题倾向有利于诗歌通俗化的同时又有所失,它导致诗歌创作流于浅白,诗旨直露而少含蓄.故富于创造精神的历代诗人和评论家,大多反对作诗太“着题”,苏轼以为“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清代袁枚主性灵,他高度称赞《诗》三百、《古诗十九首》那样随性而作、不受题目拘束的无题诗作,以为“无题之诗,天籁也”、“诗到无题是化工”[8],王国维谓“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虽过于偏激,却旨在痛责以题自限之弊,鼓励创造发挥.

李商隐的无题诗在命题上,远绍先秦,近师乐府,可谓得之精髓,承其神韵,是无题之诗的复归.当然,二者有不同之处,《诗经》、乐府、古诗的“无题”是诗歌命题形式上的无题,诗意显易明了,而李商隐的“无题”除题目的“空缺”外,更在于诗旨的婉曲不定.这是李商隐无题诗的独特之处,也是对无题传统的一大发展.

李商隐以“无题”名诗,施展才情而不拘泥于一题,或寄托己身怀抱不展、遭遇不幸,或描写男女真挚的爱情和离别、阻隔中执著的相思,意纤语浓,精美含蓄,言短意长.这是他在诗歌创作上不慕“诗必命题”之风,自拔于流俗、以简驭繁的创造,也是古代诗歌命题道路上,先秦《诗经》、两汉乐府、古诗“无题”之风的一次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