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阮籍的咏怀诗

从古至今，阮籍咏怀诗（以下简称阮诗）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阮诗隐晦难懂，这是一大缺陷。其实，这正如有人说《左传》“富而艳”是“浮夸”，笔者认为，“隐晦难懂”正如“富而艳”一样，是一种艺术至境，而非阮诗的缺点。正由于阮诗“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才鞭策着越来越多的诗评者和诗作家去解读和借鉴阮诗的精华，这正是阮诗充满艺术生命力之所在。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略论之：

一、长于抒情

阮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非一时一地之作，是其一生政治感慨的记录。后人对之多有关注和评价，如：

钟嵘曰：“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诗品上》。

王世贞曰：“阮公在《咏怀》，远近之间，遇境即际，兴穷即止，坐不著论宗佳耳”《艺苑巵言》。

陆时雍曰：“八十二首俱忧时闵乱”《诗镜》，《魏》。

张燮曰：“《咏怀》八十二章，拉首阳，拍湘累，悲繁华，怜夭折，深心辘轳，而故作求价语杂之，盖身不能维世，帮逃为惊世。广武之叹，苏门之啸，穷途之恸，综忧乐而横歌哭，夫亦不得已者乎”《增定阮步兵集序》。

王夫之曰：“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且其托体之妙，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不但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且使千秋以还了无觅脚根处”《古诗评选》卷四。

沈德潜曰：“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古诗源》。

吴汝纶曰：“要其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为《咏怀》耳”《古诗钞》。

作为玄学家的阮籍，其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诗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文选》，故而“本有济世去”《晋书阮籍传》的他，在人命危贱的时代，迫于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其人生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寄情老庄，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满腔愤懑发而为咏怀诗，形成其为独特的抒情风格，其抒情意味极浓，各篇都有感而发。

二、工于比兴和象征

关于比兴和象征，袁行霈曰：“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从袁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阮诗工于比兴和象征，除了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外，更多的是诗人别有所托。阮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这也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他不满司马氏，但身仕乱朝，常恐遭祸，故处世极为谨慎，作诗亦不便直言，常常借比兴象征的手法来表达感情，寄托怀抱，这恐怕也是情理中事。王夫之评阮诗：“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古诗评选》，陈祚明评曰：“公诗自学《离骚》，而后以为类《十九首》耳”《采菽堂古诗选》，严羽曰：“黄初以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内骨”《沧浪诗话诗评》，黄节曰：“若阮公之诗，则小雅之流也”《阮步兵咏怀诗注》序篇。上述诸例说明，阮诗工于比兴象征，还源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大胆继承和发扬光大，这是一位有识之士在文学创作上的大胆尝试。

三、精于用典

众所周知，典故是在神话或历史事件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当下事件、情状或环境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在司马氏的高压政策下，阮籍怀才不遇，虽说“乱世之音怨且怒”《礼记乐记》，但作为文化人的他，不得不凭借古人古事来隐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故其用典之多已成必然。这正如清赵翼说：“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瓯北诗话》。

综上所述，阮诗之所以含蕴婉至，能做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是由于时代的悲风苦雨敲击着诗人的琴弦，正如沈德潜曰：“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啐语》，加之诗人：“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晋书阮籍传》，故其诗能收到蕴味无穷的艺术效果，产生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

答案补充

也可以简单概述如下：

阮籍<咏怀>诗向以"阙旨渊放,归趣难求"著称,这与其出色的艺术手法密不可分.其艺术特色大体可分为六个:一是意象的象征性,二是曲折隐晦的抒情性,三是对比手法的大量运用,四是浓郁浪漫的玄思性,五是语言的"言近旨远",六是对五言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