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家国的诗歌

女诗人商景兰,《东书堂合集》中著名的一首,是为以身殉国的丈夫写的《悼亡》:“君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 遗碑死后名。存亡随异路,贞白本相成。”将爱国之情与爱夫之情融为一体。商景兰,清初诗人,字媚生,明、清间会稽人。明吏部尚书商祚长女,祁彪佳妻。能书善画,德才兼备。

十六岁的商景兰嫁入了山阴祁家。其夫祁彪佳是著名藏书家祁承之子,一位在仕途上少年早达、在学术上精通文墨的风雅之士。这对少年夫妻在各方面都十分契合,自两人结合至乙酉(1645)彪佳自沉殉国,他们一***享受了25五年幸福的婚姻。这种琴瑟和谐的情形令后世的文人们羡慕不已,将两人喻为“金童玉女”。

清军很快南下,明朝的半壁江山也难以保全。身为女性的商景兰,对家庭的关心可谓与生俱来,所以当崇祯已自缢于北京,清兵对中原虎视眈眈,她屡次劝祁彪佳请辞,更倾向于夫妻俩归守家园,继续从前的美好生活。但清人以书币聘祁彪佳出仕为官,种种情势相逼之下,祁彪佳终于在1645年的闰六月初五日自沉于寓山住所梅花阁前的水池中。而商景兰美满的婚姻生活也就因此变故而突然中止。

祁彪佳之死与明朝的灭亡而至,商景兰深刻体会到了故国的沦丧与伴侣的死别的悲痛,常将这些感情诉诸笔端。像“千里河山一望中,无端烟霭幕长空”《苦雨》、“独倚栏杆何所怨,乾坤望处总悠悠”《中秋泛舟·其三》、“晓来无意整红妆,独倚危楼望故乡”《九曲寓中作》这样的诗句,所流露出的苍凉之感与故国情思令人动容。她写下了著名的《悼亡》诗:赞颂祁彪佳的坚贞不屈,是流芳百世的壮举。在第二首《悼亡》的开头,表露出失偶的悲凄。

在商景兰三十多年的寡居生活中,遭受了多次沉重打击:康熙六年壬寅(1662),三女德琼亡故;同年次子班孙因涉浙中通海案远放宁古塔;长子理孙因此事郁郁而亡;班孙三年后逃归,却削发为僧,最终于康熙十二年癸丑去世。惨剧与祸事接连发生,所以在1676年,晚年的商景兰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不由发出“未亡人不幸至此”《琴楼遗稿序》的感叹。

在生活中遭受了种种不幸,商景兰的文学创作活动却没有停止,在她的带动下,还形成盛极一时的女性家庭创作群体。据《静志居诗话》所载:(祁)公怀沙日,夫人年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孙、班孙,三女德渊、德琼、德宦,及子妇张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经梅市者,望若十二瑶台焉。可见祁氏门中女性文学活动之兴盛,商景兰也颇以为乐。正是商景兰对于文学自觉的追求与引导,使得她和她的女媳们的文学才华得以提升,其声名也远播开来,为当时男性诗人所激赏,嘉兴“负诗名数十年”的黄媛介等闺秀才女也纷纷慕名造访,吟诗唱和,引为闺中知己。她们一家的诗歌活动,开创了清代闺阁中聚会联吟的风气。

在商景兰留存于世的诗词作品中,最为世人关注和称赏的是她的《悼亡》诗。这首诗屡屡被诗评家和史家们提及,成为商景兰诗歌的代表著作。

《悼亡》诗是商景兰悼念她为明王朝殉节的丈夫祁彪佳所写的诗歌,是两首五言律诗,这样写道:其一: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其二: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自古悲荀息,於今吊屈平。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

在中国古代,悼亡文化由来已久。但是“悼亡诗”自潘岳以来主要成为男性文人悼念亡妻的载体。历为世人所称道的悼亡诗有西晋时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元稹的《遣悲怀》、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铸的《鹧鸪天》等等。作品撼人心魄的力量来自细腻的情感,来自对往事缠绵的追怀,更来自封建时代男性对伴侣的难得的深沉忠贞。  

所谓悼亡,古代专指纪念亡故的夫人或者如夫人而言,国在为古代妇女地位不如今日可与男子平等,且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在丈夫亡故之时,也多不过是哭上一回、撒几滴眼泪以示其悲情,少有用诗悼亡的。虽然古代才女也不少,用《悼亡》作诗题的,也只有明末才女商景兰追悼丈夫祁彪的《悼亡》诗作,可说是唯一的例外。

《诗经·唐风》中的《葛生》便是一位女子为悼念亡夫而作,为后世悼亡诗的源头。之后,曹魏时丁妻有《寡妇赋》,唐代裴羽仙有《哭夫二首》,明代女诗人薄少君有《悼亡诗》百首、商景兰有《悼亡》,均表现了对亡夫深切的思念和沉痛的哀悼之情。词作者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况。宋代女词人孙道绚30岁丧夫守寡,40岁时写悼亡词《醉思仙》,表达对亡夫的沉痛追怀和对自我华容渐衰的哀怜。“叹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可谓一片至情。李清照中年丧夫,她后期的大量词作如“吹萧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孤雁儿》等,莫不弥漫着孀居的孤苦和对丈夫的思念。更有甚者,是为亡夫自残和殉情的女子。梁卫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夫亡,父母公婆劝其再嫁,她执意不从,截耳置盘中为誓,并写下《连理诗》、《孤燕诗》表达对丈夫矢志不渝的爱情。唐代名妓关盼盼受尚书张建封宠爱并纳为妾,尚书殁,盼盼独居并作《燕子楼三首》哀悼和自伤,白居易赠诗讥其不死,乃不食而卒。在她们的深悲里,不仅有真情的涌流,还有其在传统文化浸染中生成的对男性主人坚贞专一、至死不渝的节操。

在对男性的绝对尊从和依附下,古代妇女没有独立自我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她们的文学活动多因婚恋爱情和家庭生活的不圆满而引起,所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相比男性创作,她们不重诗歌艺术的刻意经营,只求内心情感的真诚诉说和宣泄。市井钗鬟、才媛淑女、仕宦闺阁、娼妓道姑、嫔妃宫娥,虽然身份和处境不同,但同是作为男权统治下的女性,对主宰自己人生命运的男性的“思”与“怨”是她们***同的情感。它贯穿于各种文体、各种身份的女性创作,成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中最为普泛的存在形态。

学会用诗文寄托情感的女性文人也开始写作悼亡诗。由扫叶山房刊印的《闺秀词话》就指出“悼亡诗多名作,而妇人悼亡诗绝少”。自女性手笔,沿袭的却是和男性文人悼亡诗一路的手法,蕴伤感哀痛于别后的凄凉景况和往日生活的追惜中。

可商景兰却不这样写。在组诗《其一》中,八句句句都铿锵有力,四联对对都是斩钉截铁的相反。没有凄怆、没有缠绵,没有对往日生活的细腻回忆,没有对失去爱人后景况和心境的描摹,有的只是一个女性自我对存亡、对“君臣大义”、对“儿女人情”的体认和选择。在《其二》中,尽管作者用了凄美的意象,诸如失散的“凤凰”、断咽的“琴声”,更多的却是传统中正,带者历史气息的“青简、碧血”,以及“荀息和屈平”,感情依然是沉郁的、含而不露的。悼亡诗一向走的是婉约的脉路,那么,商景兰就是一反常规的“豪放派”。而这种反叛不是有意为之,是作为封建社会上流知识女性心曲的直接表达。可以想象,作为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商景兰在和其夫《遗言》诗时焉能没有激潮澎湃的感情在胸中涌荡,只是这种情感在诉诸笔端时经过了自身知识修养和理性的过滤,显得更为淡定罢了。

想要真正理解商夫人景兰的悼亡诗,须与祁公彪佳的遗言原诗联系起来,不妨赘录于此:遗言1:时世至此,论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凡较量于缓急轻重者,未免杂以私意耳。试观今日是谁家天下,尚可贪浪余生,况死生旦暮耳。贪旦暮之生,致名节扫地,何见之不广也。虽然,一死于十五年前,一死于十五年后,皆不失为赵氏忠臣。深心远识者,不在于沟渎自经。若余斫斫小儒,唯知守节而已。临终有暇,书此数言,系以一诗,质之有道。

运会厄阳九,君迁国破碎。颦鼓杂江涛,干戈遍海内。我生何不辰,聘书遒迫至。委质为人臣,之死谊无二。光复或有时,图功审机势。图功为其难,殉节为其易。我为其易者,聊尽洁身志。难者待后贤,忠义应不异。余家世簪缨,臣节皆罔替。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含笑入九原,浩气留天地。

作为明王朝的臣子,在面临王朝大厦即将崩塌,祁公毅然决然选择了自沉于自家后花园的湖底,赢得了身后不朽的赞誉。由他士大夫的身份决定的,“余家世簪缨,臣节皆罔替。幸不辱祖宗,岂为儿女计。”道出了他心中的最强音。恰恰这两句成为商夫人回应的指向。在商夫人看来,“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作为女性,在以殉“节”而死的“贞节烈女”大量涌现的封建末期,商景兰以成熟的人生见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她看来,无论是君臣大节,还是儿女人情;无论是丈夫的死还是自己的生,都是一种“贞节”。到此,恩爱夫妻的价值观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同一,而商景兰诗歌开阖的语意结构也在收尾处得到了归并。

在祁公离世后,他作了一首《和祁世培<绝命词>》,后半截写道:“余曾细细想,一死诚不易。太上不辱身,其次不降志。十五年后死,迟早应不异。愿为田子春,臣节亦罔替。但得留发肤,家国总勿计。牵犊入徐无,别自有天地。”

商景兰选择不死,实在是因为不能为无益之死;她要完成妻子、母亲的社会角色赋予她的使命与职责,完成祁公对她“区处家事,训诲子孙,不堕祁氏一门”的嘱托。在她看来,“儿女人情”是支撑她活下来的理由,在晚年所写的《琴楼遗稿序》中,她也强调了这一点:“乙酉岁,中丞公殉节,余不敢从死,以儿女子皆幼也”。事实证明,商夫人确实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使命——在她的支持下,儿子为反清复明抛头颅洒热血;在她的率领下,女儿儿媳以诗歌吟咏人生、寄托家国之痛······其实正如祁公所说“殉节为其易”。千磨万难,备受熟尝。商景兰在夫亡子难的境况中苦寒守节、吟咏人生;都向世人诉说死比生更加艰难,更加忍辱负重。无论是死是生;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上天降下的试金石”面前显示了“真情与真面”,显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选择生、以隐忍却坚强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一切苦难,或许更是宇宙间的大刚强与大智慧。

总之,商景兰的《悼亡》诗是对其夫祁彪佳《遗言》的回应,是一个贵族妇女对贞节的理解、对生命的承诺。《悼亡其一》中是一个独立、睿智的商景兰,《悼亡其二》里是一个含蓄、深情的商景兰——商景兰在其悼亡诗中向世人显示了她最真实也最傲人的风姿,她就象她最钟情的那轮天上的皓月,终夜皎洁,洒向人间都是情。《悼亡》诗是商景兰生命和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从这首诗创作后,她的生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诗歌内容和风格也有了转变。从精神价值和文学价值两个层面,我们看到了《悼亡》诗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