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为创作主张的唐代诗人是

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为创作主张的唐代诗人是：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为重要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讽喻诗中体现出来的。

（1）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

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存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

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他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写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歌诗，如《杨柳枝》，平实浅易，自然明快，充满乡土市井气息，而这也反映了诗人形成了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

且这种追求与其对杜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

他也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达人情，政治才会趋明。

（2）提倡为民为君而作。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干预政治。

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喻之意，却并非以讽喻为出发点。

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导致诗的形象性缺失。

因评诗标准过狭过窄，导致历史上一些不符合此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